环境污染，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在某种层面上可以上升为一种道德问题，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性质展开不同角度的分析，可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较全面的定位与定性，从而为更有效地治理环境问题提供依据和原则。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三个角度分析，环境污染行为是一种侵犯公众利益的负外部性行为，是一种同时侵犯环境公益与环境私益的侵权行为，也是一种漠视自身社会责任的短见自利行为。

　 ［关键词］环境污染行为　负外部性　侵权性　社会责任


　　环境污染行为是指企业、其他组织体以及个人在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实施的对自然环境质量的破坏，并因此给他人人身、财产几整体环境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长期以来各国对环境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化标准以及与市场失灵相对应的政府失灵??即政府环境政策、决策失误，对企业环境破坏行为的监督失效及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不正义分配等——的存在，使本应有污染产源企业内部承担的环境污染成本外部化，再加之各国早期普遍坚持的经济优先道路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前全球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日益严峻，甚至已上升为环境危机的高度，已经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首先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性质进行适当的深入研究，为防治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提供实践性依据。

　　一、环境污染行为性质的经济学角度分析??负外部性与“公有地悲剧”

　　现代经济学一般原理认为，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进行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但这也仅是“通常”而已，因为还存在着外部性问题与市场势力因素的作用，市场会面临“失灵”。其中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当社会个体从事一种影响其他相关社会主体福利，但对折中影响既不支付对价，也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或行为时，就产生了外部性（eternality）。与此相应的，上述影响如果是积极性的，即对“旁观者”有利的情况下，就构成正外部性，如植树造林的绿化行为等；相反，若个体行为对他人造成不利影响又不被强制补偿时，就构成了负外部性。环境污染行为的行为主体一般是在市场中从事产品生产或交易活动的企业，目的是获得最大利润；企业活动所投入的车工年本仅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总和，而在营利过程中起行为带来的社会成本的增加对企业利润的实现不会产生影响，即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享受了全社会的“免费的午餐”。因此，环境污染行为属于典型的市场负外部性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负外部性的一个结果或表现是公有资源（common resource）领域内的“公有地悲剧”现象。经济活动中，各种物品依据本身的排他性与竞争性两个特点为标准，可以划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公有资源与自然垄断四类。其中公有资源指的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典型的内容包括清洁空气、水等要素资源。公有地悲剧的含义是“当一个人利用公有资源时，他的行为减少了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而且由于其本身的负外部性特征，公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最终使社会其他主体享有公有资源利益的权利被严重侵犯。环境污染行为本质上就是污染企业无偿地或优惠地（在支付一定排污费后）占用公有性的环境资源的行为，是对社会其他成员应有权益的剥夺与侵犯。因此，环境污染行为属于环境领域内的“公有地悲剧”，需要适当的强制性干预来解决。

　　二、环境污染行为性质的法学角度分析

　　（一）违法性分析

　　判断某一行为违法性的标准之一，是看该行为是否侵犯了法律所明确赋予公民和组织体的权利及其受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所保护的正当利益。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侵害了他人权益的，该行为就是违法行为；二是行为本身法律并未明文禁止，但当其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其他方面的利益时，该行为同样具有违法性，即使行为本身是合法的。也就是说，行为只要是造成了法律将作否定性评价的损害后果，即使并未超出法律所限定的范围，该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行为人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现实中环境污染行为有相当一部分是污染行为在国家规定的标准内进行的，其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根据上述原则，应将环境污染行为的违法性作广义理解，即“凡是造成环境资源危害的行为都是违反了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即使行为人的行为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只要造成了损害事实，从民法上看就已属于违法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各国对于环境污染行为采取的是有限制的禁止原则，即法律仅当污染行为造成确定的权益损害之后，才对其进行惩罚性约束或采取直接禁止措施，而对一般的污染行为只要其未超出一定标准， 并支付一定的补偿费用后，就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正当性。这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人类尚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消除污染行为，而只有采取相对折中的方式来暂时维护法律的正义性。

　　此外环境污染行为的违法性，既包括一般的违法性，也涵括犯罪属性，按照受调整的法律部门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民事侵权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划分的程度标准是依据行为自身的特点和属性以及其侵犯的社会秩序利益的大小。

　　（二）侵权属性分析

　 1.环境污染行为的公益侵权性质

　　传统的环境法理论认为，环境资源具有可分割性以及特定范围下的独占性，因而可以作为所有权的对象为各社会成员占有和处分。这种观念的盛行，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将环境要素成本排除在企业发展成本之外，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利润的增长，从而导致了环境问题的激剧与频发，环境污染越发严重，环境危机已日益危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针对环境的不断恶化趋势，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蓬勃兴起，环保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学界也开始探索新的环境保护理论，重新界定环境资源的性质，同时环境责任的概念也日渐明晰。具有开创性与基础性的理论是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约瑟夫•萨克斯提出的环境公共财产理论和公共信托理论为基础的新的环境权利义务理论体系。萨克斯的环境公共财产理论认为，全体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素如水、大气阳光等是人类公有（或公共所有）的资源，而不应再作为所有权的客体，任何人不得为私人利益而破坏这一共有资源利益，否则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公共信托理论认为，环境资源的所有共有人为了合理地支配和享有这一“公有财产”而以委托人的身份将其委托给国家这一契约共同体管理，因而国家作为受托人，须负有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岁共同权利人负责，不得滥用管理权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环境资源或环境利益因其公共性和共有性以及间接获得的国家强制保护性特征，而具有了一定的公益性；也即环境利益的一个表现形式是环境公益，或称环境公共利益。环境资源这方面的特征使其具有了排除个人、企业及政府行政侵害和不当干预的不可侵犯性。任何社会主体的环境污染行为都是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侵害，属于公益侵权的范畴，是对公众正当利益的漠视与剥夺，具有较强的应受惩罚性。因此环境污染行为具有公益侵权的性质。

　　2.环境污染行为的私益侵权性质

　　如前所述，环境资源因其公共性、共有性而具有整体性的公益性质，但公共利益的维护在经由国家公权力保护的同时，还可通过私权确认与保护的方式实现，即环境利益可以有两方面的层次结构形式，一为环境公益，一为环境私益。环境私益，可以理解为“私人环境利益”，指每个公民依据其自然人的身份而平等享有的对自身生存、发展必不可少良好环境要素进行占有、利用方面的利益。这种特殊利益经法律调整与确认后，即产生由公民个人享有的公民环境权，且此种权利性质上属于实体意义上的环境权利，其内含包括主体对权利对象——特定环境要素（或利益）——的占有、使用的自由以及对侵犯或干涉权益行为的排除效力。与实体环境权相对应的还有程序意义上的公民环境权，如参与环境决策权、环境监督权、知情权等。程序性环境权一方面是基于确保实体性环境权的实现而产生；一方面环境资源的公共财产属性，使得每个公民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维护共有环境利益完整而不受侵犯，因此，自然派生出公民为达到上述目的而存在享有程序性环境权利的必要。将公民程序上的环境权利与实体上的环境权利相结合，就构成了整体性的公民环境权概念。但需要指出的是私人权利性质的公民环境权并不是对环境利益的公益性的否定或排斥，而只是对环境公益保护的一种手段和实现机制，法律通过赋予公民实体上与程序上的环境权，使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行为和活动取得了法律上的正当性，并同时还能发挥一定程度上的激励作用，增强公众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并最终能够维护环境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既然公民享有正当的环境权利，而这种权利又具有法律上的不可侵犯性，因而环境污染行为因破坏了为公众共同所有的环境公共资源，不仅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同时也侵犯了私益性的私人环境权利，即具有了私益侵权的性质。

　　三、环境污染行为性质的法社会学角度分析

　　按自由主义法学的观点，个体作为社会的最基本构成单元，通过个人的简单集合与相互联系而组成社会实体，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共同体（社会团体）和社会机构均体现为个体的派生形式和集合形式，是个人某种共性的简单抽象。 在这个实体社会中，个体（包括个体的简单集合—共同体）一方面在法律规定的限度范围内享有完全的选择自由与行动自由，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但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整体这一公众共同选择结果中的一分子，个体的自由又是有其基本底线的，即个体自由的界限以不侵犯或干扰其他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为标准（这不仅仅指法律要求下的限度，还包括道德、规律等其他价值要素的约束），同样个体权利和利益的实现也不能以侵犯他人利益的方式为代价，更不能以损害全社会的公益为代价。现实中在一定情况下，企业可以视为自然人个体为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而结合成的实体，本质上是一种人合关系的体现，因此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约束同样地适用于企业（及其他组织体）；也就是说，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须时刻遵守其固有社会底线而不可逾越，不得损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来扩大本体的利益。在环境法视角下，企业的上述行为约束准则，可以表述为，企业的营利行为不能有损环境资源的完整性和重复利用性，同时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消除对公共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免对其他公民权利及社会的利益造成损害。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企业在通过利用社会组织这一机制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还负有需对价承担的社会责任，即消除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一定份额的社会必须公共产品等。因此企业的环境污染污染行为是对社会成员正当自由权利的侵犯，也是对社会组织原则的违反，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由此推导下去，企业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放任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的发生，在损害其他个体和社会整体的权益（甚至是安全）之后，必然导致实体社会运行效率及预期利益的下降，最终会影响和制约其本身即作为社会个体成员之一的污染企业的利益的增长与实现。所以说，企业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本质上也是对自身发展的不负责任，长远下去必将殃及自身。

　　四、结语

　　通过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角度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性质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本质上环境污染行为之所以具有应受非难性，是因为它侵犯了一种以由公众享有的自然环境资源为外观表现形式的特定利益；这种利益，笔者认为是具有根本性的、关乎人类生存的利益，某种层面上也可以理解为个人追求自由选择生活的利益。因此，必须将环境污染行为限制在最低限度内，以该行为不在具有侵犯他人正当权益与自由为界限。限制的方法可以有上述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途径，但因经济的方法、社会学上的方法缺少必要的强制力要素，更多的是集中于道义上的谴责和呼吁，不能够起到有效地遏制作用，故对环境污染行为的规制须主要依靠法律的规范与约束，通过法律的调节作用，使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达到均衡。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55

[2] 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 王振东，自由主义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7-30

农业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等


农业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质检总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2011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

农质发〔201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牧）、农机、畜牧、兽医、农垦、渔业厅（局、委、办），经委（经贸委、工业主管部门），公安厅（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供销合作社：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促进农资市场秩序持续好转，在总结前几年农资打假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农资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制定《2011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现予以印发。请各部门加强配合，落实各项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构建长效机制，规范农资市场秩序，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有力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努力实现抗旱夺丰收的目标。
　　在工作中如有问题和建议，请及时与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斗争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联系。
　　电话：010—59192694
　　传真：010—59193157
　　附件：2011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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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1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巩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好形势的关键之年，开展农资打假保障抗灾夺丰收和农民增收的任务异常艰巨。各地各部门要认清当前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等违法行为，确保农资质量合格，为促进全年粮食丰收和菜篮子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增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提高认识，增强做好农资打假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一）农资打假是实现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保障。种子、农（兽）药、肥料、饲料、农机具等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物质要素，假劣农资不仅造成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而且挫伤农民群众发展粮食和菜篮子产品生产的积极性。开展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保证优质放心农资供应，直接关系到农业丰收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二）农资打假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农资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购买使用假劣农资不但增加生产成本，降低产量，减少农民收入，甚至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要切实加强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等坑农害农行为，让农民群众用上“放心种”、“放心药”、“放心肥”、“放心饲料”，切实维护好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农资打假是从源头上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重要抓手。通过两年的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总体有很大改善，但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因素和隐患仍然很多。农药、兽药和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直接影响到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高低，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
　　（四）农资打假是做好动物疫病防控的重要基础。我国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做好疫病防控工作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其中兽药和疫苗是重要的基础。要切实加大对假劣兽药、疫苗的打击力度，确保质量和生产供应，有效防止重大动物疫病发生，保障养殖业健康稳定发展。
　　二、强化整治，为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坚强保障
　　（五）强化生产监管，提高产品质量。各级农资生产主管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加强对农资产品生产主体的资质审查，对需要审定、登记、审批的农资产品，严格执行有关条件、程序和标准，严禁降低标准和越权审批，把好生产源头关。各部门要按照《行政许可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加强农资生产企业资质监管，开展行业资质检查，坚决取缔不具备生产资质的生产窝点，依法清理已丧失相关资质条件或者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农资生产企业。
　　（六）整顿农资市场，清理经营主体。各级农资经营主管部门要全面清查辖区内农资经营主体，建立完善农资经营单位档案，对资质条件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要依法予以清理，对无证无照经营农资的要坚决予以取缔。要结合企业年检和个体户换照工作，依法规范农资经营者的主体资格。要规范农资物流运输等行为，不具备农资经营资格的物流企业不得变相经营农资，加强对农资交易会、展销会的监管。
　　（七）加大监管力度，强化质量监测。各地要根据农业生产实际，突出重点农时、重点区域、重点品种，有计划地开展各种专项行动，加大日常执法检查的力度，保证农资监管工作不留死角。对群众反映强烈和问题突出的区域、产品、企业进行重点监测。依法公布监测结果，对监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发布警示信息；对发现的不合格农资产品要依法处理，及时查处曝光一批违法违规企业和不合格产品。
　　（八）加强协作配合，严查违法案件。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案件线索排查梳理工作，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和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犯罪行为。对涉及面广、造成重大农业生产事故、群众反映强烈的制售假劣农资案件，实行挂牌督办、联合查办，一查到底。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于线索明显、事实清楚、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公安机关要依法及时立案，彻底查处各种制售假劣农资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建立完善查处大案要案激励机制，支持并奖励查办大案要案。继续抓好毒鼠强防范和清缴工作，克服麻痹大意思想，防止毒鼠强危害反弹。
　　（九）加强农资广告监管，打击违法广告。各地要依法加强对涉农广告的监管，严格对农药广告的行政审查，进一步加大对农资广告的监管力度，重点查处涉及种子、农（兽）药、肥料、饲料和农机具等农资商品的虚假违法广告，维护农资广告市场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加大扶持，大力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
　　（十）培育龙头企业，构建新型农资经营服务网络。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和完善扶持措施，引导和支持供销合作社等各类农资企业加快建立发展农资现代经营服务网络。整合上下游资源，优化网络布局，扩大经营规模。督促和指导农资连锁企业强化农资质量管理，健全经营服务网络体系，广泛开展农业技术服务，实现农资销售与技术服务紧密结合，使经营服务网点分布更合理、覆盖面更广，方便农民群众就近购买优质农资并获得技术服务。
　　（十一）典型示范带动，整体推进农资经营示范店建设。在认真总结近年来各地开展“农资经营示范店”建设的基础上，把农资经营示范店建设作为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工作的重要抓手，有序整体推进农资经营示范店培育规范工作。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督促农资经营单位健全管理制度，强化质量管理，培育一批守法经营的农资经营示范店。要加大对示范店的扶持和宣传力度，增强示范店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
　　（十二）强化诚信建设，实施信用分类监管。要积极推进农资质量追溯体系研发和试点工作强化农资生产经营单位责任意识，督促企业建立健全产品质量保证、进销货台账、优质服务承诺等制度。引导农资生产经营主体成立行业协会，加强自律。各级各部门要依据自身职责，综合质量监督检查、行政许可监督检查、群众调查等信息，开展农资企业诚信评价，建立农资生产经营主体诚信档案，实行分类监管。健全监管“黑名单”制度，加强日常监管，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率。
　　（十三）加强培训指导，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要在农资购买使用高峰期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组织力量深入到农村基层，开展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活动，利用媒体大力宣传，普及农资法律法规，传授识假辨假知识，提高农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加强对农民购买和使用农资的服务和指导，推介发布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引导农民在购买农资时索取票证，指导农民科学使用农资，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四、加强保障，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十四）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管责任。各地要高度重视农资打假工作，把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强化和落实属地监管责任。要认真制定工作方案，及时向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报告农资打假的重要活动和重大案件。对不履行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将予以通报并限期改正，对在查办制售假冒伪劣农资产品案件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将依法追究其行政或刑事责任。
　　（十五）加强能力建设，提高执法效能。各部门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将农资打假工作经费和农资案件查处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保证农资打假工作顺利开展。加强执法体系建设，改善执法条件和执法手段，提高执法人员的水平和素质，进一步巩固并提高农资打假的效果。
　　（十六）加强部门配合，形成监管合力。各部门要多渠道收集假劣农资投诉举报信息，做到“有报必接，接案必查，查必到底”，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强地区、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进一步完善部门合作机制，严堵执法漏洞。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基础上，协同作战，形成合力，提升整体监管效能。坚决杜绝以罚代刑，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分子。
　　（十七）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要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在农资打假中的导向和监督作用，积极宣传农资打假工作成效和进展情况，组织有关新闻媒体进行报道，既要从正面宣传报道，又要曝光反面典型，对工作出色的典型进行通报表扬，对工作不力的通报批评，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农资打假工作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