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禁毒条例(2005年)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禁毒条例
(2005年3月25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禁绝毒品，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氯胺酮、苯丙胺类(冰毒、摇头丸等)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禁吸、禁贩、禁种、禁制等根除毒品危害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禁毒工作实行“四禁”并举、堵源截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严格执法、综合治理的方针。
第五条 禁止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吸食、注射毒品和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禁止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易制毒化学品或者非法运输、携带易制毒化学品出入境。
禁止非法买卖、运输、储存、使用携带罂粟、大麻及其他毒品原植物的壳、籽、苗。
禁止引诱、教唆、欺骗、强迫或者介绍、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
第六条 边境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依法开展双边禁毒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毒品违法犯罪行为都有举报的义务。
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应当对在禁毒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以及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经查证属实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禁毒责任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禁毒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禁毒工作责任制。
各级人民政府禁毒委员会统一规划、组织、指导、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禁毒工作。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禁毒工作。
司法、民政、卫生、食品药品监督、工商、海关等行政部门，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禁毒工作。
第十一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及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与当地人民政府签订禁毒责任书，参与禁毒活动。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禁毒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实行专款专用。对禁毒工作任务较重、本级人民政府财政确有困难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补助。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禁毒委员会应当建立禁毒工作信息报告制度和吸毒人员年度核查制度。
省禁毒委员会应当定期向社会通报禁毒工作情况。
禁止隐瞒、谎报、拒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拒报禁毒工作情况和吸毒人员情况。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创建无毒县、无毒乡(镇)、无毒社区(村寨)活动，其评定标准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在机场、车站、港口和公安检查站的显著位置设置公示牌，告知往来人员为他人携带、运输毒品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为他人携带、运输物品发现有疑似毒品物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检查人员报告，并说明真实情况。
公安机关依法进行禁毒检查时，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六条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措施加强对涉嫌毒品违法犯罪可疑资金的监控，发现有涉嫌毒品违法犯罪可疑资金交易活动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金融、通信、邮政、交通运输等单位在接到公安机关的协查通知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配合公安机关对涉嫌毒品违法犯罪的调查取证工作。
第十七条 医疗卫生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流入非法渠道。
第十八条 从事娱乐、餐饮、旅馆、房屋出租等服务业的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在经营场所所发生贩卖、吸食、注射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发现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时，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第三章 预防教育
第十九条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化等部门应当将禁毒宣传纳入工作计划并负责落实，各大众传播媒体有义务进行禁毒宣传。
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人民团体和有关社会团体应当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第二十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毒品预防教育纳入学校教学内容，并编入有关教材。学校应当对学生加强毒品预防知识教育，每学期安排毒品预防教育课时。
学校发现在校学生有吸毒行为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配合公安机关和家长进行帮教，督促戒毒；对戒毒返校学生应当加强教育和监督，不得岐视。
第二十一条 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在村(居)民公约中规定禁毒的内容，开展禁毒宣传，并督促遵守。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应当依法制定本单位内部禁毒制度，开展禁毒宣传，并督促落实。
第二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毒品预防教育。
未成年人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严格管束，并督促其戒除。第四章 戒毒管理
第二十三条 吸毒人员由戒毒机构依法收戒，吸毒人员家属和有关人员应当予以支持配合。单位、家庭和社会应当对吸毒人员给予关爱，不得歧视。
第二十四条 对吸毒成瘾人员实施强制戒毒，由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依法决定。
公安机关对户籍所在地、居住地不在本辖区的强制戒毒人员，可以移交其户籍所在地、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戒毒。
需要延长强制戒毒期限的，由原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批准。强制戒毒机构离原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较远的，可以由强制戒毒机构的主管公安机关批准，并通报原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第二十五条 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吸毒人员较多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对吸毒人员进行集中戒毒。
第二十六条 设立自愿戒毒机构和医疗单位开办脱毒治疗业务的，由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报省公安机关备案，接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的监督管理。
自愿戒毒机构和开办脱毒治疗业务的医疗单位，应当加强内部管理，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收费，对发生在治疗区域内的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戒毒机构执业医师资格的认定加强监督和管理。
第二十七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戒毒人员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
公安机关对患严重传染性疾病或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吸毒人员实施强制戒毒的，应当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或者设立专门的场所。
医疗卫生机构对戒毒人员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或者对戒毒人员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进行观察、治疗时，戒毒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八条 强制戒毒机构可以设立戒毒康复基地，对戒毒人员进行康复治疗。
康复治疗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
戒毒人员需要康复治疗的，由本人自愿提出申请，或者由其监护人、家属、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提出建议并征得本人同意，强制戒毒机构提出意见，报主管公安机关批准。
戒毒人员在康复治疗期间从事生产劳动的，应当给予适当报酬。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教育、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戒毒人员开展心理治疗和心理辅导工作，有条件的应当对戒毒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第三十条 根据有关规定对强制戒毒人员减免的生活费、治疗费和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收取的生活费、治疗费、检查费，由本级人民政府予以解决。
第三十一条 戒毒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公安机关应当对强制戒毒工作实行规范化管理。强制戒毒机构管理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文明执法。
第三十二条 公安机关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在强制戒毒所外限期戒毒的吸毒人员，由居住地公安派出所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 戒毒人员在强制戒毒、康复治疗期间患病或者自杀、自伤、自残的，戒毒机构应当及时进行医疗和救治，并通知其亲属参加护理。经医治或者抢救无效死亡的，由有鉴定资格的机构作出死亡鉴定，经同级人民检察院检验后，公安机关填写死亡通知书，通知死者家属、所在单位和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第三十四条 吸毒人员经强制戒毒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依法实行劳动教养。
贩卖少量毒品未追究刑事责任或者非法持有少量毒品的，可以依法实行劳动教养。
第三十五条 对决定劳动教养的吸毒人员和因毒品犯罪在押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以及严重传染性疾病患者、重度残疾人，由有关国家机关设立专门场所分类进行管理。
第三十六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强制戒毒机构应当对劳动教养或者强制戒毒期满的吸毒人员，发出解除劳动教养或者解除强制戒毒证明书，并通知其家属、所在单位以及常住户籍所在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戒毒人员家属、所在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应当对劳动教养或者戒毒期满的吸毒人员落实帮教措施，巩固戒毒效果。
第三十七条 公安机关查处毒品违法犯罪，可以对涉嫌吸毒人员进行检测，被检测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易制毒化学品，或者非法运输、携带易制毒化学品出入境的，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非法买卖、运输、储存、使用、携带罂粟壳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非法买卖，运输、储存、使用、携带罂粟、大麻及其他毒品原植物的籽、苗的，由公安机关予以收缴，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隐瞒、谎报、拒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拒报禁毒工作情况和吸毒人员情况的，对直接责任人和有关责任人，由其主管部门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拒不配合公安机关依法进行禁毒检查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对发生在经营场所的贩卖、吸食、注射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放任不管，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处罚后再次发生上述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吊销许可证。
企业法定代表人对企业因违反本条例被吊销许可证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许可证被吊销之日起，三年内不得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自愿戒毒机构和开办脱毒治疗业务的医疗单位，对其场所内发生的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放任不管、不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处罚后再次发生上述行为的，由有关部门吊销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拒绝、阻碍对吸毒人员强制戒毒，或者涉嫌吸毒人员拒绝对其进行检测的，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五条 国家公务员和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人员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在禁毒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公安机关对种植和加工工业用大麻的单位和个人实行许可证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八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适用本条例，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1991年5月27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云南省禁毒条例》同时废止。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性思考
仙桃市人民检察院 付克非
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等规定 。近一年来，检察机关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和谐社会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一年的司法实践，我们认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只有从理论上正确认识它，才能在实践中正确适用它，最终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使宽严相济刑事司政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预期的作用。
一、正确认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国目前的基本刑事政策
所谓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护秩序、实现正义目的而制定、实施的战略、策略、方针、准则、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等的总称。刑事政策有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之分。基本刑事政策是由国家或执政党制定的，对一切犯罪及其他有关危害行为做斗争具有普遍意义的方针、策略和准则。它具有指导全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及其他有关活动的作用。具体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针对特定时期、特定犯罪态势及其危害行为制定的方针、策略和准则。
当前，我国面临着这样的局面：一方面，犯罪总量持续上升，重大犯罪突出，青少年犯罪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司法资源的投入量与需求量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司法机构和人员超负荷运转。如果在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不对某些轻微犯罪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刑事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还会进一步加深，刑事司法系统也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一味“严打”只会导致刑法的过分张扬，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背道而驰；而一味地轻缓又会造成刑罚的乏力，损害刑法的权威。因此我们认为，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提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基本的刑事政策。
（二）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和“严”
“宽”，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一是该轻则轻。即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处以较轻刑罚。二是该重则轻。虽然所犯罪行较重，但行为人具有坦白、自首或立功等法定或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恕，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三是非犯罪化。即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对一些轻微的危害社会行为不以犯罪行为论处。四是非刑罚化。即宣判行为人有罪，但不限制其自由，而是将其置于一定机构的监控之中。“严”，首先是要在刑事立法上做到法网严密，以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其次是在罪刑相适应原则指导下对严重犯罪在法定刑限度内判处较重的刑罚。
（三）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必须的现行刑事法律框架内运行
刑事司法政策反映的是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对付犯罪的意志倾向，具有指导和调节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的导向性，体现国家的刑事立法精神、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趋势，因而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法律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是由于刑事司法政策具有灵活性，而刑事法律具有稳定性，在政策变动时，很多法律条文不可能得到及时修改，这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与刑事法律的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冲突。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在审查起诉工作中，严格依法掌握起诉条件，充分考虑起诉的必要性，可诉可不诉的不诉”，这种冲突现象可能使人们产生一种心理，即刑事法律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是可以被忽视甚至被突破，从而使人们产生对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政策不确定性的认识。因此，我们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时必须严格遵守刑事法律确立的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等基本原则，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超越或突破，以维护法治的权威。
二、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履行刑法规定的“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神圣职责，因此检察工作必须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方针，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机制，保证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正确适用。
（一）对轻微刑事犯罪坚持依法从宽的政策
1、严格把握逮捕的条件。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其适用条件非常严格，“行为已构成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确有逮捕必要”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在此前提下，我们应当重点考虑“是否有逮捕必要”。在目前刑诉法对此并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将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存在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作为判断是否有逮捕必要的核心标准，对检察机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较轻，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或者患有严重疾病、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且具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做出的不捕决定。如我院近几年来在办理涉嫌交通肇事犯罪案件时，把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是否积极赔偿、是否取得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谅解作为是否有“逮捕必要”的条件，既保证了案件诉讼的正常进行，又收到了满意的社会效果。
2、正确适用相对不起诉。正确适用相对不起诉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合理使用司法资源，避免将轻微犯罪人推入繁杂冗长的诉讼程序，使一些犯罪嫌疑人可以通过其它非刑罚化方式得到改造，减少犯罪嫌疑人因轻微犯罪遭受短期自由刑而产生仇视和对抗社会的扭曲心态。因此，要发挥相对不起诉对犯罪的预防、改造、震慑之功能，对于一般交通肇事案件，亲友、邻里、同学、同事之间因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不大的，一般不起诉；对犯罪情节较轻，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有认罪悔罪表现的，可以根据情况决定不起诉；对于罪行较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认罪悔罪表现，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和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不大，且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不起诉。
3、有效施行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是借鉴恢复性司法的理念而引进的制度，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刑事和解制度在实体上能够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避免加害人负面的标签效应；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参与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会责任感，回复秩序的和平。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它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及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相一致。经过实践表明，刑事和解机制对于解决轻微刑事案件、妥善处理社会纠纷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已经引起刑法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社会的普遍认可。我院在处理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中试行和解制度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对严重刑事犯罪坚持依法从严的政策
1、明确界定必须严厉打击的犯罪。从基层院实践来看，一是从犯罪行为界定，“严”的适用对象主要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犯罪、毒品犯罪、恶势力犯罪、强奸、抢劫、绑架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两抢一盗”等多发性犯罪；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侵犯知识产权、制售严重危害人身案例和人体健康的伪劣商品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破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犯罪。二是从犯罪主看，“严”的适用对象是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包括严重职务犯罪和累犯、数罪犯和多次犯罪的人。
2、明确规定从严打击的方式。一是实体上“依法从重”。一方面是刑事政策导向的“从重”。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对适用对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予超出一般犯罪或犯罪人的否定评价；另一方面是实际处罚意义上的“从重”，即在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范围内适用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二是程序上“依法从快”。所谓“依法从快”是指在法定的程序下，在法定期限以内，对适用对象及时审查、及时起诉，以达到有效地追究犯罪、证实犯罪、打击犯罪的效果。
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一）遏制“轻刑化”倾向，维护刑法的权威
一是要公正处理职务犯罪。近几年来，职务犯罪量刑偏轻现象日益明显，据统计：我院2002年至2006年侦查终结的126件职务犯罪案件在移送起诉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缓刑比例较高。2002年26件案件中18件缓刑，缓刑率为69%；2003年26件案件中21件缓刑，缓刑率为81%；2004年26件案件中24件缓刑，缓刑率为92%。2005年27件职务犯罪案件,21件为缓刑判决，缓刑率为78%；2006年21件案件中18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3件，缓刑率76%；2002年至2006年5年职务犯罪案件缓刑判决占全部案件的比例为78.6%，而同期其他刑事犯罪的缓刑适用率不超过10%。职务犯罪量刑偏轻的现象普遍存在，给维护司法公正，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不容忽视的危害。首先，容易让犯罪分子形成侥幸心理，降低犯罪成本。其次，容易让潜在的犯罪分子形成攀比心理，认为依据同等原则，也能得到轻刑化处理。再次，容易让人民群众产生误解心理，认为司法机关对职务犯罪处理不公，官官相护，进而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理念产生怀疑。因此，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对职务犯罪的自首、立功等等法定从轻情节在认定上条件要严格把握，加强量刑建议权的行使，适用的抗诉监督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建立调查机制强化法官责任制度，减少司法腐败诉产生。
二是要慎重处理青少年犯罪。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犯罪形势非常严峻，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问题。据统计，我院2004年提起公诉的青少年犯罪案件109件186人，占案件总数的33.8%；2005年提起公诉的青少年犯罪案件145件169人，占案件总数的40.5%；2006年提起公诉的青少年犯罪案件168件199人，占案件总数45.7%。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青少年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未成年人（包括在校学生）抢劫、盗窃等侵财案件占相当大的比例。由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青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不捕、不诉比例也呈上升趋势。由于有些青少年犯罪没有得到应有的刑罚惩罚，使刑罚的惩罚教育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实际上带来了再犯罪增加等不良后果，同时也损害了刑法的权威。因此，对青少年犯罪要慎重处理，不能有凡涉及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一律从轻的片面观点，要体现 “刑罚的威严不在于其严厉,而在于其不可避免”刑罚理念。
（二）建立健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保障机制。现阶段，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多是一些原则性的笼统规定，并且是以各个司法部门的司法指导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公、检、法自成体系，没有统一适用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如《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中规定“一般应当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案起诉”，但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缺乏相关规定，难以保证分案起诉的质量和效果。各系统的考评标准也不尽相同，甚至各系统内部的考评标准也相互冲突，给实际贯彻带来不便。如检察机关逮捕质量标准规定，已逮捕的案件被决定不起诉的，被认为是有缺陷的案件，这也给审查逮捕工作带来困惑。笔者认为，一是要从制度上加以保证，立法机关可以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刑事政策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使其成为强制性规范，具备更高的法律效力，这样可以出口避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部门各行其是，出现不协调、不统一，破坏法制权威的现象。二是要改变政法各部门的考评机制，化相互牵制的消极因素为相互配合的积极因素，将案件放到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中考评其质量与效果，避免条块分割和部门利益影响整个案件的效果，妨碍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