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人大常委会


太原市水资源管理办法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4月30日太原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1988年11月30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水资源开发利用
第三章 计划供水和节约用水
第四章 水资源保护
第五章 收 费
第六章 奖 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地保护水资源，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山西省有关水资源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水资源，是指可供生产和生活需要的河流水、湖泊水、水库水、泉水、井水、矿坑水等地表水和地下水。在太原市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资源，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
国家保护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条 对水资源贯彻开源与节流并重的方针，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统筹兼顾工业、农业和其它行业用水。
第四条 市水资源管理委员会由同级有关部门的代表组成，负责协调全市有关水资源的重大事宜。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工作；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工作。各有关部门按照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协同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有关的水资源管理工作。

第二章 水资源开发利用
第五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实行兴利与除害相结合的原则，兼顾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上游与下游以及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第六条 水行政开发利用的综合规划和评价，由市水资源管理委员会会同计划、经济、城建、农业等有关部门统一进行。
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遵照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规划，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第七条 兴建水工程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和其他有关规定。
凡直接从河流、水库取水或凿井开采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向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才能进行水源勘探、工程设计和施工；领到《取水许可证》，方可投产使用。
开凿或更新50米以内浅井，由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属水源保护区范围的，须征得水源保护报管理机构的同意。
开凿和更新超过50米的中、深井，须经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源保护区管理机构审查，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城区内开凿和更新水井，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八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建设项目，需要申请取水许可的，建设单位必须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预申请；在向计划部门报送设计任务书时，应当附具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书面意见，否则，计划部门不得审批。
第九条 在城市规划、市政建设中，要根据分质供水的要求，逐步推广中水道系统。各用水单位逐步实施分质用水，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和处理回供劣质水、矿坑水、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
第十条 灌区、电灌站地表水的分配和利用，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办法。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任意改变用水计划，不得拦截或抢占水源，不准干预或阻挠管理人员履行职责。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采水、蓄水、引水、排水、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凡因新建、改建水源工程，对原有用水户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失的，由建设单位给予补偿。

第三章 计划供水和节约用水
第十二条 所有单位都必须实行计划供水，厉行节约用水。
市、县（区）水资源管理委员会会同计划、经济、城建、农业等部门，根据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实效的原则，制订城乡生活用水和工农业用水的近期及中长期规划，实行计划定额供水。
第十三条 工矿企业应根据行业用水定额规划和供水指标，有计划地改革生产用水工艺，采用节水新技术以及循环用水等措施，降低耗水量，提高水的复用率。
第十四条 农业生产要根据水源条件，因地制宜，合理安排各类作物种植面积和农副业比例，大力推广各种节水先进技术。
第十五条 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宾馆、饭店等一切企事业单位和街道要加强用水管理，防止跑、冒、滴、漏。城乡居民要节约用水，逐步普及水表进户，实行定量供水，超量加价的办法。供水部门要提高服务质量，加强管道维修和管理，搞好计划供水和节约用水的工作。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用水单位取得的水资源使用权进行调整，采取限量使用、并网合用或封井停用等措施：
（一）水资源情况发生较大的变化；
（二）国家特殊需要；
（三）公共事业需水量加大；
（四）用水超定额过多，或生产国家限制生产的产品；
（五）地下水超采地区水井分布过密；
（六）名泉出流受到严重影响。

第四章 水资源保护
第十七条 所有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水资源和水工程的义务，在进行生产建设和其它活动时，不得污染和破坏水资源，不得损坏各种水工程和取水供水设施。
第十八条 流量大，位置重要的泉水和重要水源地，要建立水源保护区及其管理机构。水源保护区管理机构受市水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对保护区范围内的水源开发利用和矿山排水有审查监督权；对违反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有按章处罚权。
第十九条 在汾河河床地带和主要水源地内，不得擅自挖泉、截流，不得倾倒、堆存垃圾废渣，不得新建污染严重的企业。
第二十条 在水源地、水源保护区和地下水超采区，应当限制耗水量大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从严控制开凿和更新深井。
第二十一条 供生活使用的水井，由井权单位按照国家规定设置卫生防护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废井排放污废水及填充垃圾废渣等。
第二十二条 矿泉水和地热水，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统一开发规划和保护措施。
第二十三条 各类矿山的新建或延伸开拓工程，都要在建设前进行详细的水文地质勘探，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勘察报告，经批准后，方可动工建设。各类矿山闭坑时，必须对采矿期间由矿上负责供水的单位、村庄做好善后处理。
凡需降压排水采矿的单位，须上报设计文件，经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二十四条 开采矿藏或者兴建地下工程，因疏干排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枯竭或者地面塌陷，对其它单位或个人的生活和生产造成损失的，采矿单位或建设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
第二十五条 城建、水利、地质、环保等部门和有关企业，应做好地下水、地表水动态观察和水质监测工作，按要求将资料报送水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六条 在水源补给区，应大力种树种草，修建水库塘坝，以保持水土、涵养水源，改善生态环境。

第五章 收 费
第二十七条 使用供水工程供应的水，应当按照规定，向供水单位缴纳水费。
第二十八条 对使用自备水工程直接从地下、河流、水库取水的企事业单位（含村以下企业）和驻地单位，按其用途性质征收水资源费。
在水源不足地区，对农业灌溉的超定量部分用水，征收水资源费。
对矿山排水征收水资源费，其中处理回供利用部分，可减半收费。
第二十九条 对各单位用水超计划指标部分，按累进制加价收费；超计划用水过多者，除按加价收费外，还要实行限供或停供。增加的水费和水资源费，不得摊入成本。对瞒报用水量者，按上述办法处理。
第三十条 凡新建、扩建、改建的工矿企业，由城市供水网增供水者，按规定向供水单位交纳一次性的供水工程补助费；凡需开采地下水、开凿和更新水井，根据地区类别和新增取水量，向水行政主管部门交纳一次性的新水源工程建设基金。
第三十一条 在城区和县（区）所在城镇的企业、事业及其它生产经营性单位排放废水的，按规定缴纳排水费，其中经过处理回供利用的部分暂不征收排水费。
第三十二条 各单位应交纳的水资源费、供水工程补助费、新水源工程建设基金和排水费，根据分级分部门管理的有关规定，由银行按托收无承付结算方式办理。
水资源费、供水工程补助费、新水源工程建设基金和排水费，全部上交财政，纳入预算管理。
水资源费用于水资源建设管理和保护；供水工程补助费用于供水工程建设；新水源建设基金主要用于大、中型新水源工程建设；排水费主要用于排水工程建设和污水处理。

第六章 奖 罚
第三十三条 在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资源，节约用水和进行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四条 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对单位处以五千元至五万元罚款，并根据具体情况，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取水许可证》所批水量，重新进行核定。涉及单位领导人、直接责任者和肇事者，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和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私自转让井权或高价出卖水资源者；
（二）未办理《取水许可证》，私自取用水资源者；
（三）瞒井不报或谎报废井，取用地下水者；
（四）未经批准擅自凿井取用地下水者；未经批准的凿井施工单位私自凿井施工者；
（五）勘探单位未经许可，将勘探孔扩大为水源井，出卖井孔者；
（六）不按批准的井深施工，加深水井者；
（七）不按技术规程施工，使水资源遭到破坏者；
（八）由于人为原因，造成水资源污染和水工程、取供水设施破坏者。
第三十五条 不按本办法规定交纳各项费用和罚款的，供水部门 有权停止供水，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第三十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有关规定。
过去本市颁布的各项有关水资源管理的规定，与本办法抵触的，均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经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公布施行。



1988年11月30日
法理不能代替法律—关于法官守法、释法、理解法再答法盲人

龙城飞将


　　近日，我与法盲人展开了关于法官在诉讼活动中如何解释法律、遵守法律的讨论，讨论是由炒冷饭，即对许霆案件的讨论引发的 。我的主要观点是：一、法律并不必然被解释，法律被解释实属无奈之举。二、刑事司法活动中一定要严格地执行法律的规定，法官不能自己创造刑事法律，他只能遵从法律。三、出现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时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理，不能脱离法律的规定进行判决。四、我国刑事法律的立法权与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在中国法官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六、法治不能沦落为口治，法官和学者不能任意解释刑事法律。七、法律的原则大于规范，具体的规范应当服从原则。
　　关于我提出的“大陆法系的法官不能解释法律，只能服从法律”这一论点法盲人有自己看法。同时，他又将“法官解释”这个词换成“理解”一词。也就是，将“法官解释法律”改为“法官理解法律”。接下来，他就我的观点提出一引动看法，现在我逐项讨论法盲人的观点。简言之，我的核心观点是，法理不能代替法律，哲学不能代替现实。

一、法律不必然被解释

　　法盲人提出，“法律不必然被解释，则法律无法施行”，并提出其相应的理由。
　　现在，笔者对这个观点进行分析：
　　首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事实是与法律完全吻合的”，是一个不能命题。从总体上来说，法律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事实的，而是针对一类现象。一般情况下，一个法律规则的产生总是经过多个环节：出现新情况——出现立法动议——立法机关通过。某种规则一旦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规则，就会涵盖它所指向的一类现象。对溺水的儿子不予施救是否为杀人，是一个具体的案例。表面上相似的案例可能会有不同的定性。若怀疑父亲是借溺水杀害自己的儿子，那要由公安机关对此事从动机到行为进行侦查，比如是不是父子因为某种原因结了仇，是不是父亲怀疑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等。若是父亲自己不会水，喊人前来求助时间不够使得溺水的儿子离世，他连悲痛还来不及，你还要怀疑他借机杀自己的孩子？况且，这种案例也不是法官释法或理解法的问题，而是法官需要查明的事实。
　　其次，关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不是严格的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分开过程，而是结合着进行的”。这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官的自由心证是指法官经过对控辩双方的主张与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印证，内心确信案件的真实事实是怎样的。而自由裁量则是在案件的事实确定，找到合适的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之后决定刑罚的轻重时根据罪犯应从轻或从重的情节在法定的量刑幅度范围内决定其刑罚的轻重。可以说这是法官从事诉讼活动两个不同的阶段，自由心证在先，自由裁量在后，不可混淆，亦没有可能结合着进行。
　　再次，关于“法官的目光应该是往来于事实与法律之间。法官不能按照先查明了事实，然后来套用适用哪条的简单程式处理案件”。法盲人认为，“法官是在头脑中形成一种事实与法律交替的现象。法官要通过法律来剥离那些不重要的事实，那些不为法律规制的事实。因此，他就必须在案件开始时就有法律的映像，然后在判决作出时，事实也被剥离得与法律相符状态”。这又是混淆了法官所进行的刑事诉讼过程。法官首要做的事应当是查明事实真相，在查证过程中不可能一会证据、一会嫌疑人可能涉及到的法律这样来回游离，那是公安机关应当做的事。无论法官有多么高深的理论知识，多么丰富的审判经验，他也必须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查明事实真相。
　　最后，关于“法律不必然被解释，则法律无法施行”。这个命题成立的前提是法律必然是混沌不清的，正因为如此，法律才必然被解释。但实际上，法律从其本意来说，必然应当是清晰的，可执行的。对这样的法律，不存在被解释的问题。不清晰，不可操作的不是法律，只能是一种粗略的原则。比如《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的规定都是十分清晰的，往往人们不清楚的只是对犯罪嫌疑人是故意还是过失难以区分，但这是对事实的认定问题，不是对法律的解释问题。比如邓玉娇被认定为犯故意伤害罪，这不是法官在解释法律，也不是法官在理解法律，而是法官在认定一个事实。但遗憾的是，他们认定的这个事实上错误的，邓玉娇的刑事判决书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当然，并不排斥有些法律由于在立法过程中有太多的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只提出一些原则性框架。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规定不清楚的地方，仍然依据法律更高的规定，即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命关天，不能任意解释，不能任意理解，法律的文字规定已经十分清楚；不能为了给一个人定罪而任意地歪曲事实。
实际上，法盲人自己提出的理由并没有从逻辑上支持他的观点。

二、中国法官不能造法，不能解释法律

　　法盲人指出，“中国法官不能造法并不代表法官不能理解法律”。我同意他的这个观点，而且，我还要加强他的这个观点。可以这样表述：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中国的法官不能造法，但他必须理解法。他理解法一定要按照法的本意去理解，不能在法无明文规定时作出一种判决而诡称自己是在进行法律的解释。当我们否认了他有解释法律的权力时他又辩称自己在理解法。实际上，刑事法律的规定一定是非常明确的，对规定不明确的条文，有一个更多的原则在总则部分管控着它们。这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当事实不清或法律适用不明时应当有利于被告。
　　不但如此，在刑事诉讼阶段，检察官、被告都是在理解法、都必须执行法。若法无明文规定而强行判决有罪，实际上此时的法官就不是在理解法，而是在违背法律的规定。
　　法盲人指出，“法官解释法律没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官解释法律的强制执行力体现在了法律判决中。判决不是法律，在于它没有普遍的约束力，它只有个别的约束力”。
　　看来，法盲人在内心里还是没有把“法官释法”与“法官理解法”区分开来，现在在他的笔下这两者又成了同义语。我们接着来分析。
　　如果从程序的角度看，这样的观点是对的。我们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审终审制，即使法官判决是错误的，若经过两审也是发生了法律效力的判决，此时必须执行。若有冤屈，只有启动再审程序。但对被告人来这是非常漫长的道路，对多数被告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实质正义的角度来说，法官的判决若不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而是依据自己的理解或者自己的解释，就是错误的。法官进行了这样的司法活动就是违法的。
　　法盲人还指出，“法官有审判权，他就必然有理解法律的权力”。刚才我已经指出，法盲人的“法官理解法律”就是“法官解释法律”，或者可以说“法官是在个案中解释法律”。换句话说，就是“法官认为在这样案例中法律是什么样的”。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同样的案例，换一个法官，他作出了另外的理解，岂不是同一个法律被法官“理解”或“解释”得乱七八糟？ 如果另外的法官参考了这个法官的判决，岂不是这个法官的判决有了普遍的约束力，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立法？在深圳曾有这样的事，同样是停在车场的汽车被盗，有的案例中法官判决停车场负有赔偿责任，理由是保管；有的却判决不负赔偿责任，理由是出租车位，没有保管责任，停车场的告示上早已写清楚了。
　　我认为，理解法律，是法官、检察官、被告等诉讼参与人的义务，不是权力。无论是谁都必须执行法律。而且，执行法律不能偏离法律，不能脱离法律的规定自行一套，名之曰“理解”或“解释”法律，实则是违背法律。

三、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必须严格执行法律

　　法盲人认为，“严格限制法官理解法律的权力，也是不恰当的。法官的解释不是都为任意的解释。法官应该依据公意或是说立法的精神来理解法律”。
　　问题是，如第二节所言，在具体案例中，法官的判决一旦生效，就产生约束力，谁能保证法官所解释的法律就是遵从了公意。经过立法机构产生的法律还经常为利益集团左右而侵犯到广大人民的利益，谁能保证法官个人所解释的法律不代表了某个利益集团甚至他本人的利益在其中呢？
　　以许霆案件为例，法官判决书的观点是许霆犯了盗窃罪。但是，法官的这个判决至少存在这样的问题：一、逻辑问题：若判决许霆盗窃罪成立，盗窃金融机构罪就应当成立，原一审判决就是正确的。但判决盗窃罪成立又抽象掉盗窃金融机构罪的内容，是给法官出主意的法学家们自相矛盾。二、违反了公意。关于许霆的行为是否盗窃，网上曾做过调查，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不是盗窃，应当是不当得利的民事行为。若经催收仍不还款才能认为定侵占罪，但实际的情况是法官根本没有顾及公意。所以曾有人说许霆案件和梁丽案件是司法被强奸，但我觉得实际上却是个别人持有的司法强奸了公意。它的论点经过论证，恰好是不被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接受。所以我一再说，这是口治代替了法治。
　　法盲人指出，“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许多案件都不能作出判决了或是不能得出有罪的结论……某些案件从法律字面上看不构成犯罪，但是实质上严重侵犯了法益（我国称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样的观点存在极大的危害性。首先是若法无明文规定而定罪，是定罪的人违反了法律。其次是有的案例会违反民意，比如许霆和梁丽案件。我一再指出，若这种行为确实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当启动立法程序，新的立法有了相应的规定后，再发生完全相同的案件才有定罪的法律依据。否则就是我一再指出的不据法司法。不能因为某种行为有社会危害性但法无明文规定就由法官直接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解释定罪。

四、严格依照法律判决利大于弊

　　法盲人指出，如果依据字面法律判决无罪，人民认识到司法不公，法律权威荡然无存。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第一，对许霆案进行有罪判决，对梁丽企图以有罪起诉为什么引起公愤，就是由于人民对于这种违法的司法行为不满，认为公法不公。司法的权威来源于执行法律，而不是任意解释法律，不是来源于不据法司法。
　　法盲人的观点是，人民意识到当初自己制定的法律不够详尽，因而多次修改法律，尽量将法律规定越详细越好。而这又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侵害了法律的确定性，使法律朝令夕改，严重损害人民自己的利益，无法预测法律之意。二是，法律再详尽，但是也赶不上社会发展的步骤。
　　法盲人显然是把法哲学的语言抄到了刑法学中。当发现新犯罪类型，把它写入刑法，不是朝令夕改，是完善法律。这种工作是任何社会的刑法都必须做的。比较一下我国79刑法和97刑法，就会发现出现许多新的罪名，就是由于形势变化了，出现一些新的危害社会的行为，立法机关把它们定义为犯罪。这样的做法，显然不是人民无法预测法律。换句话说，法律没有规定而要强行定罪，就是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政策，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则是无罪推定，严格执行法律的表现。

2009-12-29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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