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苏州市经济开发区管理条例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4月19日江苏省苏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6年6月14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行政管理
第三章 规划管理
第四章 开发经营
第五章 开发建设资金
第六章 社会服务管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经济开发区的管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快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苏州市行政区域内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
开发区的设立应当由县级市、郊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当地人民政府）报苏州市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转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在苏州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开发区的设立由市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条 开发区应当从本地实际出发，确定开发建设任务，将开发区办成以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内外经济技术合作为主和各项社会事业相应发展的经济区域。
第四条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开发区的领导。各有关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为开发区建设和管理服务。
第五条 开发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享受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有关开发区的待遇，其在开发区内的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行政管理
第六条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是当地人民政府在开发区的派出机构，对开发区实行统一行政管理，行使当地人民政府依照职权授予的经济管理权力。
第七条 管委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实施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
（二）组织实施开发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三）制定和实施开发区行政管理的具体规定；
（四）协调各部门、单位在开发内的工作；
（五）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定的权限，制定投资办法，审批或者审核开发区的各类投资项目；
（六）组织建设和管理各项基础设施，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七）对开发区的企业事业单位进行服务指导，依法实行监督；
（八）受理开发区内单位和个人的行政投诉，保护其合法权益；
（九）按照国家规定处理开发区的涉外事务；
（十）行使当地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八条 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管委会按照精干高效的原则，设置必要的办事机构，负责开发区的行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管理事务。
第九条 有关部门、单位在开发区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应当接受管委会的指导。管委会应当为分支机构开展工作提供服务。

第三章 规划管理
第十条 开发区的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
第十一条 开发区的总体规划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查通过后，经苏州市人民政府同意，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在苏州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开发区的总体规划，由苏州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开发区的总体规划涉及到城市总体规划需要局部调整或者重大变更的，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报原审批机关备案或者审批。
第十二条 开发区的总体规划应当在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中发挥导向作用。
开发区内的基础设施和重大建设项目，应当与本地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和行业发展规划相衔接。
开发区应当根据国家产业政策，按照开发区总体规划要求，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开发建设，鼓励开发和发展以利用外资、出口创汇、高新技术为主的产业和产品，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和不适合本地发展的项目。
第十三条 开发区必须按照省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划面积，分期开发，节约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及空间资源。土地资源不得多征少用，征而不用。
开发区的规划人口要与规划的面积相适应。
第十四条 按照开发区总体规划制定的详细规划，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开发区管委会组织实施。

第四章 开发经营
第十五条 开发区应当设立国有开发经营机构，负责开发区的开发经营。开发经营机构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开发经营机构下面可以根据需要设立由国家控股的专业经营机构。
第十六条 开发经营机构承担下列任务：
（一）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依法授权，负责经营管理开发区内当地人民政府管辖的国有资产，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从事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三）从事开发区的土地开发和土地使用权转让，参与房地产经营；
（四）参与开发、投资或者通过合资、合作等形式引进资金、兴办企业；
（五）参与开发区建设资金的筹集、融通；
（六）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其他开发经营活动。
第十七条 开发经营机构应当依法接受财政、国有资产、税务、审计、工商、物价、环保等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第五章 开发建设资金
第十八条 开发区管委会应当组织好各项财政收入，建立财政收支预算制度，平衡开发区的建设资金。
第十九条 开发建设资金的来源有：
（一）开发区财政收入按规定上缴后的留成部分；
（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收入的留成部分；
（三）开发区的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有偿使用的收入；
（四）房地产开发经营收益；
（五）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
（六）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投资、捐赠款；
（七）按国家规定经批准发行的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收入；
（八）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收入。
第二十条 开发建设资金的用途是：
（一）建设开发区的基础设施；
（二）建设必需的生活服务设施，兴办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三）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
（四）培训、引进开发区所需各类人才；
（五）加快开发区建设发展的其他支出。
第二十一条 开发区应当建立健全开发建设资金的管理制度，加强监督检查，严禁挪作他用。
开发区管委会每年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开发建设资金收支执行情况，并接受审计监督。

第六章 社会服务管理
第二十二条 管委会负责制定开发区的社会服务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三条 开发区应当具备供电、供水、供气、供热、通信、仓储、运输、污水处理等设施。
第二十四条 开发区应当建设居住、商业、科研、教育、文化、卫生、娱乐、体育等设施。
第二十五条 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经批准可以在开发区设立分支机构。
第二十六条 开发区内可以设立咨询、律师、公证、会计、评估、审计、税务、人才交流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
第二十七条 开发区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确保员工的基本权益。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苏州市行政区域内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港口开发区、旅游度假区、外向型农业综合开发区和其他经济开发区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6月14日
挪用公款归单位和个人使用都构成犯罪

昝鸿祥


[摘 要] 挪用公款归单位使用，排除在犯罪之外，是不科学的，刑法以公款归谁使用来说明挪用公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程度是没有理论基础的。一、挪用公款归单位使用不等于挪用公款归公使用；二、从权利主体角度分析，挪用公款不管归谁使用都是公款私用。
[关键词] 挪用公款 归单位使用 立法缺陷
《刑法》第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的，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这条规定有个核心原则，即挪用公款必须归个人使用才能构成本罪。但从实际工作中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既可以归个人使用，也可能归单位使用。但是刑法只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规定为犯罪，而把挪用公款归单位使用则排除在犯罪之外。笔者认为，这是立法规定的一个缺陷。
立法为什么不规定挪用公款归单位使用构成犯罪。它的理论基础不外乎是认为挪用公款归单位使用的社会危害程度要比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危害程度要轻，这种观点认为挪用公款归单位使用是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所以要区别对待。这样一来，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给国有公司、企业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等国有或非国有单位使用的，就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这种观点认为挪用公款罪归单位使用就是归公使用，是公款公用，这种公款公用仅改变了公款的确定用途而没有改变公款属“公”的性质；而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是公款私用，完全改变了“公”款的性质，其社会危害性显然要比挪用公款进行公用严重。因此，在实践中，对挪用公款归公使用一般都按违反财经纪律追究行政责任，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立法作出这样的区别规定和一些观点则需要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
1、挪用公款行为犯罪化的根据是什么？犯罪构成的理论表明：行为的犯罪性质是由犯罪主体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共同决定的，其起核心作用的是犯罪主体的行为是否直接侵害了犯罪对象和犯罪客体。离开犯罪主体的行为对象和客体来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错误的。挪用公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在于国家工作人员违背职业道德，严重违反财经纪律，是完全出于个人意志而非法改变了公款应该由所有人使用的状态，它使公款彻底脱离了所有人的控制范围。这种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减损了所有人的资金数量（包括公款未被挪用时，在市场运作可能带来的收益）、破坏了所有人的资产结构，使公款陷入流失的危险境地。第二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产生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诱发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的发生。反映挪用公款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标志性因素只能是挪用公款的数额、挪用公款的时间和给所有人造成的危害结果。总而言之，挪用公款主要是针对所有人能用和不能用而言的，因此，凡是公款被国家工作人员挪作他用而脱离所有人控制，不管公款归个人使用还是归其他单位使用，挪用公款行为就告成立。挪用公款行为的社会危害是具体的，它首先是所有人的，然后才是社会的。而现行刑法把挪用公款对单位使用排除在犯罪之外，就是另立标准。
2、挪用公款归单位使用与归个人使用的社会危害性是否有大小轻重之别？事实上，挪用公款归谁使用属于犯罪动机包含的内容，它是公款的去向问题，是挪用公款行为发生后，公款处在什么状态的问题。在这个阶段，公款既可能已经使用，也可能尚在使用的准备阶段，使用公款的行为有没有社会危害性也不确定。因此，公款归谁使用不能成为决定挪用公款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根据和挪用公款罪的本质特征的因素。因此，刑法以公款归谁使用来说明挪用公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程度是没有理论基础的。这里还有几个问题要澄清：其一是挪用公款归单位使用不等于挪用公款归公使用。刑法第30条规定单位犯罪时明确了单位的范围。它所指的单位既有公有制单位，如：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性质的公司、企业；也有由不同所有制主体共同投资组建的混合所有制的单位，如：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等；还有私有制的单位，如：私人公司、私人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人合伙企业等。把挪用公款归公有制单位使用说成是归公使用尚可，把挪用公款归非公有制单位使用也说成归公使用就没有了道理。法律上的公与私有明确的概念，主要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在所有制的层面上，公与私有公有制经济制度与私有制经济制度之分；在利益归属的层面上，公与私有公共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别。因此，对公款去向的认识只有从法律上的公私概念理解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那种认为挪用公款归单位使用就是归公使用的观点实际上犯了偷梁换柱的逻辑错误。其二是从权利主体的角度来看，挪用公款不管归谁使用都是公款私用，不存在公款公用的问题。这首先是因为，挪用公款是挪用人基于个人意志，非法改变权利主体即公有单位公款用途的行为，挪用的本意是挪用人个人和他人之用，而不是使用人之用，挪用公款当然是公款私用了。对被挪用人来说，不管公款归谁使用都是公款私用，受到侵害的必然是被挪用人，严重的后果还会造成公款所有权的丢失。在法律上，被挪用人和使用人单位之间是利益独立、意志自由、权利平等的两个主体，彼此对方来说是一种“私”的存在，一项财产只能归属于特定权利主体，不能因为两个单位都是公有制单位而认为公款无论由谁使用都是公款使用，都没有改变公款“公”的性质，而据此否定挪用公款归公有制单位使用的严重性。
关于挪用公款行为，刑法把挪用公款归单位使用排除在犯罪之外，但在司法解释中却规定挪用公款归私人公司、个人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构成挪用公款罪，这就是不科学的立法选择在实践中结下的恶果。私人公司、私人企业类的组织也在刑法所指的单位的范围之内。若把这种规定推而广之，挪用公款归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以及非公有性质的公司、企业与公有性质的公司、企业的联营组织，还有个人自筹资金以承包、租赁形式经营的公司、企业使用的，也应属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些公司、企业中，除了有的公司、企业在财产构成中含有公有制主体投资的财产而与私人公司、私人企业有所不同外，其财产性质与私人公司、私人企业没有质的差别，都属于非公有性质。为什么就单单把私人公司、私人企业视为个人呢？这是一种刑法岐视，这显然是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刑法以使用人的身份是个人还是单位作为取舍犯罪的标准，一是给犯罪分子留下了巨大的犯罪空间，二是司法机关无法可依，仅靠个案司法解释打击不力。近年来，挪用公款罪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笔者认为，立法条款上，应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和单位使用都构成犯罪。将《刑法》第384条款中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改成“挪用公款归个人和单位使用”，使用这种表述较为完善、准确，易操作。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9月1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4月28日就“挪用公款罪”分别作出解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 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或供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笔者认为，上述解释还存在缺陷和不完善之处，其一，既然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构成犯罪，就应该立法明文规定；其二，如没有谋取个人利益（包括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要不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从立法理论上分析，挪用公款罪谋不谋取个人利益，本不影响定罪，因为受损害的始终是被挪用人，谋不谋取个人利益，都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谋不谋取个人利益应该是犯罪情节轻重的问题；其三，上述解释将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还是归属归个人使用来追究责任，不免有点牵强附会。因此，上述解释与本文论述的是两种概念。





上高县检察院 昝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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