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5日通过的《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消法》）受到人们的关注，如其中“网购七天无条件退货”、“电器产品举证责任的倒置”等都是消法历史上的首次规定，而其中第55条惩罚性赔偿条款同样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形式上，《新消法》第55条是继《侵权责任法》第47条之后，第二个明确使用“惩罚性赔偿”词眼的条文，这进一步确认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侵权责任体系中的地位；其二、从内容上说，《新消法》第55条包括2款规定，第1款规定是对《旧消法》第49条双倍赔偿的扬弃，变双倍赔偿为三倍，并以五百元为兜底赔偿，加重了对经营者欺诈情形的惩罚力度，而第2款则是对《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确认和进一步解释，有利于明确后者的适用。

　　惩罚性赔偿制度无疑是现代侵权责任法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尽管早在罗马法时代，就有惩罚性赔偿的影子，《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18—22条分别就利息超过一分的放高利贷者、不忠实的受寄人、侵吞被监护人财产的监护人、虚报土地面积的出卖人等，分别作出了予以4倍罚金、加倍罚金等规定。但近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国，其后在美国法中得以完善发展起来。我国很早就规定了惩罚性赔偿，1993年的《旧消法》第49条的双倍赔偿第一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而随后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9条和第14条第2款都相继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2010年《侵权责任法》第47条更是第一次使用了“惩罚性赔偿”词眼，宣告了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次《新消法》出台，第55条则延续了《侵权责任法》第47条这种形式理性，明确使用“惩罚性赔偿”词眼。

　　传统的侵权责任法建立在主体人格平等的理论基础之上，以过错来限制侵权责任法的适用，个人行为自由和矫正正义成为其价值中心，填补性损害赔偿自然就成为主要的责任形式。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抽象人格平等受到猛烈批评，人们开始关注具体人格的差别，注重实质正义的实现。而实现中，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等大规模侵权事件的普遍发生，使得侵权责任法不得不对其价值定位进行重视审视，以填补性赔偿为主的责任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对于侵权责任法的诉求，惩罚性赔偿制度渐渐成为侵权责任法责任方式的中一员。

　　惩罚性赔偿制度相比传统的填补性损害赔偿，有其独特的优势。其一、补偿功能，传统的损害赔偿以填补损害为目的，但却并不能真正实现补偿受害人的目的，在损害发生之时，法官在判决赔偿数额之时，“往往会打上折扣，又考虑赔偿金支付的时间折旧问题”，受害人拿到手的赔偿金与损害差距甚大。而在受害人死亡或健康严重受损之时，受害人的损失更是传统的损害赔偿制度难以填补的，比较而言，惩罚性赔偿制度则能更好实现这一功能，给予受害人以充分的补偿，填补受害人的损害。其二、惩罚功能，这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相比填补性赔偿制度最大的特点。在适用惩罚性赔偿之时，侵权人付出的往往是一般侵权赔偿数额的几倍甚至更多，这使得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威慑功能巨大，当然惩罚性赔偿适用也仅仅是针对侵权人恶意侵权造成严重后果才适用，但这种惩罚性力度是必须的。如在2003年11月14日，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陪审团，在阿拉巴马州诉艾佛森石油公司欺诈案中，裁决被告支付6800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金，外加118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陪审团做出如此天价赔偿的理由也很简单，认为像艾佛森石油公司这样的大集团，如果不如此判决根本不能起到惩罚的作用。其三、预防功能，尽管传统的损害赔偿也有一定的预防功能，但是其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在产品质量、环境侵权频频出现的今天，侵权者所获利益与付出的侵权成本不成正比，两者之间巨大的剪刀差成为侵权者不断出现的内在利益动力，不剥夺此剪刀差难以达到真正预防之目的，惩罚性赔偿正好能达此目的。

　　从这个角度看，《新消法》第55条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那么解读条文就变得非常重要。第55条包括两款规定，第1款实质上是《旧消法》第49条双倍赔偿的升级版本，主要变化体现在惩罚力度的加强。该款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其一，变双倍赔偿为三倍赔偿，如果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消费者要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的力度为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其二，五百元垫底，如果按照前半句三倍赔偿所获赔偿不足五百的，以五百计算，这种兜底性规定无疑是对《旧消法》第49条双倍赔偿不足的弥补。在现实生活中，经营者出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单价很低，双倍赔偿或者三倍赔偿根本对其没有威慑力度，而此次五百元兜底性规定，能够很好的威慑经营者的行为。当然，经营者有欺诈行为之时，消费者首先要主动提出三倍赔偿，如果三倍赔偿数额不足五百，提请增加至五百。

　　第55第2款的适用则需要做到内外兼顾。从第2款本身来说，既有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也有普通侵权赔偿的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49条、第51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规定的就是一般的侵权损害赔偿，第49条、第51条分别规定的是侵权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两条都是传统的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而在依据第49条、第51条提前损害赔偿之外，还可以“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即有权要求惩罚性赔偿。而从条文外部适用看，第2款必须要与《侵权责任法》第47条协调，从某种程度上说《新消法》第55条第2款是对《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延续和进一步规定，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扩大了适用的客体，《侵权责任法》第47条是在第五章产品责任中，其适用的客体是产品，具体到第47条，适用的客体是有缺陷的产品，而《新消法》第55条第2款适用的客体不仅仅是有缺陷的产品，还包括有缺陷的服务，扩大了适用的客体范围；其二、明确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限度，《侵权责任法》第47条仅仅规定“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并无具体的确定方法，而《新消法》第55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为“损失的二倍”以内，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法理，在缺陷产品致人死亡或健康严重受损之时，惩罚性赔偿的力度为所受损失的两倍以内，而所受损失则应依据《新消法》第49条、第51条来计算。

　　总之，《新消法》第55条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既包括对过去双倍赔偿的升级，也包含对《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进一步确定，两款条文的规定有利于遏制经营者不诚信之行为，保障消费者人身和财产权益。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南岸区法院）
天津市政府


批转市统计局拟定的《天津市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管理办法》
天津市政府


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统计局拟定的《天津市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管理办法》，现转发给你们，请即遵照执行。
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统计资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单位在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统计资料时，一定要做到既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交流，又有利于保守国家机密。凡是绝密和机密资料，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公布或对外提供。经批准可以对外提供或公开引
用未经发表的全市性统计数字，都需事先与市统计局进行核对，防止造成混乱。

天津市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管理办法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我市对外经济交流的需要，根据国务院国家统计局《关于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的请示报告》和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关于切实注意保守国家经济机密问题报告的通知》的精神，结合我市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全市性的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划分为绝密统计资料、机密统计资料和非机密统计资料三部分。
绝密统计资料系指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数字。这类资料包括：1．国防建设和军工生产及职工人数、人材培养；2．与国防建设和军工生产有关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资产量和生产能力；3．钢材、粮食、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储备以及军需用品的库存量和供应量；4．放射性
元素和稀有金属等重要战略矿藏储量；5．黄金产量和销售量。
机密统计资料系指涉及国家经济实力的统计数字。这类资料主要包括：1．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贵金属、轻重稀土元素、稀有分散元素和特种非金属等重要的矿产资源及保有储量；2．铜、铝、粮食等主要物资的库存量；3．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4．铁路机车、货车拥有
量及运输能力；5．民航飞机、运输船舶、渔轮等拥有量；6．有国防意义的港湾和航道；7．电讯线路长度、通讯网构成；8．战略广播电台的个数、位置、发射功率、使用频率波段；9．重要基本建设项目；10．重要工矿企业的产品产量和成本；11．燃料、电力等主要物资的平衡
资料及使用方向；12．社会购买力和商品货源的平衡资料；13．粮食、食油、棉花、棉布收支平衡资料；14．出口商品收汇一美元所需成本；15．财政收支平衡资料；16．财政支出中战备支出和物资储备支出细目；17．信贷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平衡；18．对外援助；19．工

伤事故资料；20．传染病发病率；21．专业运动员人数；22．有关人口死亡的原因及待业人员统计等。
非机密统计资料系指反映一般经济和社会情况的数字。这类资料可以向外提供和公开发表。主要包括历年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邮电、国内外贸易、人口、教育、卫生、文化、广播、出版等不属于上述保密范围的统计数字。
二、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的统计数字，实行分级管理。
1．属于全市性绝密和机密的统计数字，不得对外泄露；如果必须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时，应在征得市统计局同意后，由有关委、办、局报请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属于地区性（区、县）的机密统计数字应报区、县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2．非机密的全市性统计数字，由市统计局每年以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公报形式公布。在未公布以前，仍应注意保密。如需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需经对外提供数字的委、办、局主要负责人审定，并征得市统计局同意，其中对国际市场影响较大的经济统计数字，如红小豆、对虾等
产量和进出口量大的工矿产品等，还应征得外贸局同意。
3．不属于全市性机密的业务性统计数字，如某些技术经济指标、某些产品的分品种产量等，需要对外提供时，由各委、办、局自行审定。
4．各委、办、局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全市性经济和社会统计数字，要以市统计局的数字为准，并在对外提供和发表前与市统计局核对一致，防止数出多门，造成混乱。
5．有关重要科研技术成果方面的统计资料，有关单位如需要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时，应征得市科委的同意。
6．与外国合作的项目，要区别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凡属引进项目、外国帮助改造项目和科技合作项目，如需提供统计数字，应限于直接有关的部分，范围不宜扩大。凡属经济规划、经济模型等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机密的项目，有关机密资料不得向外国人提供，也不能让外国人参
与实际计算工作。今后，一般不宜再与外国共同搞“经济预测”和“投入产出”一类的合作。必须搞的，应经有关部门审查，属于地方性的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属于全国性的报国务院批准。
7．全市的计划数字，包括远景规划数字和年度计划数字，凡没有公布过的，都是机密资料，各单位对外提供和报刊公开发表时，必须事先征得市计划委员会同意。
8．属于全国性的数字，除国务院、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公开发表过的外，我市各单位一律不得公布或对外提供。如需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时，应报请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
三、市统计局发送有关部门的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或有关部门从市统计局抄录的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除已公开发表的外不得对外提供。如需对外提供应事先征得市统计局同意。
四、为适应国内外了解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需要，市统计局按年编印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供有关部门参考使用，并在《天津政报》上按季发表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主要统计数字。
五、一切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参加接待、谈判和出国访问的人员，在向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同胞介绍情况或讲学等，都要遵守国家保密制度，不该讲的国家机密数字，绝对不能讲。对未经批准擅自公开发表和向外提供机密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要追究责任。
六、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了作好这项工作，各区、县和各委、办、局在本单位内指定综合统计部门或有关部门，负责管理本单位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统计数字的审查、核对和检查工作。各单位在检查保密工作时，应将对外提供和公开
发表统计数字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检查。



1982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