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2006-2-17于贵站发表的《格老秀斯法学思想研究》一文，现在已经作重新编排和补充并发表

格老秀斯法学思想研究(修订稿)

作者：宋飞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谈谈格老秀斯的前辈们，接着讨论一下格老秀斯身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创作源泉，然后，我将重点介绍《战争与和平法》和《海洋自由论》中的一些重要思想，最后我将谈谈格老秀斯在写作方面的贡献和存在的不足，以求对格老秀斯这位法学大师来一个透彻的灵魂剖析。
【关键词】格老秀斯 战争与和平法

目录
（一） 导论
（二） 格老秀斯的前辈们
（三） 格老秀斯的法学三步曲
（四） 《战争与和平法》中的法学思想
（五） 格老秀斯在写作方面的贡献和存在的不足

（一)导论
格老秀斯是西欧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第一位自然法学家,也是近代国际法的创始人.他的法学思想,主要集中在《捕获法论》（发表于1604年冬）、《海洋自由论》（发表于1609年）和《战争与和平法》（发表于1625年）三本专著中，笔者在此将其戏称为格老秀斯“法学三步曲”。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学者已对格老秀斯的法学思想作出系统而且深入的研究，在我国，这项工作还很零散而不完整。笔者试图开创一个先例，对格老秀斯这位法学大师作一个透彻的灵魂剖析。笔者在阐述自己的理解时，主要以《战争与和平法》为参考蓝本，附带讨论一下格老秀斯的其它2本著作。笔者的创作计划是这样的：首先，谈谈格老秀斯的前辈们，接着讨论一下格老秀斯身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创作源泉，然后，我将重点介绍《战争与和平法》和《海洋自由论》中的一些重要思想，最后我将谈谈格老秀斯在写作方面的贡献和存在的不足。虽然笔者知道，自己既不是什么国际法权威，也不是什么法学专家，但笔者坚信，我的论文结束的时候正是大多数中国著者的论文开始的时候！

（二) 格老秀斯的前辈和同辈们
如果不把格老秀斯放在和他的前贤和同时代的人的关系之上考虑，那么，就没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能被恰当地评价。在此，为了集中一点加以叙述，笔者截取的时间段是撇开古希腊、罗马时代，从罗马法复兴运动开始来探讨这个问题。
巴托鲁斯（1314—1357），14世纪意大利注释法学派代表人物，人称“国际私法之父”，以提出著名的“法则区别说”而闻名于世。在国际法领域，巴托鲁斯对罗马法进行了重新解释，认为但凡代表主权的国王基于某种认识而为某一行为，他不应受任何法律的阻碍，代表主权的统治者自己不应受任何法律的阻碍，并论述了沿海国可以对邻近海域享有所有权或主权的思想。
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1483—1546），西班牙学者，国际法方面自然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人称“国际法曾祖父”。维多利亚主张，在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为维护公共利益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国家和国民的生存”。尽管维多利亚承认君主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代表，但是他认为君主的战争行动还是应当有所限制。他给国际法（当时的用语是“万国法”jus gentium）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国际法就是“自然理性在所有国家之间建立的法”。“国际法”这一表述当然具有罗马万民法（jus gentium）的意涵；但是万民法在罗马抑或中世纪的世俗法学家那里，都并不具有今天的含义。这种把旧有语词用于新用途的做法表征了现代含义上的国际法概念是如何渐进地，起初只是半有意识地出现的。当维多利亚论述说旅行、和平贸易及定居的权利（他所指的是西班牙人的权利）是万民法的一部分时，他显然指的是：在全体人类看来，这些活动都是合法的。他论述说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土地拥有不动产意义上的所有权，它不受皇帝和教皇的支配也不能被剥夺，即便他们不信仰抑或拒绝倾听基督教的布道；他们和基督教信徒一样拥有自己合法的君主；他们不应被视为原初有罪而受到处罚；只有在具备正当情由时，才能对印第安人发动战争，在这些论述中，他显然陈述了其他国家必须尊重的国家权利。在将上述结论引入万民法的过程中，维多利亚将万民法推展到了远远逾越其传统界限的的领域。在其1532年的演讲中，他还运用了jus intergentes这一新词；进而言之，尽管这未必是指“规制各国关系的法律”（更有可能的是它不过是指“规制各民族的法律”），但他对这一较新的概念边界的探索使他位列国际法之父之一，无论如何，他是格老秀斯之前的重要先驱者。
德国法学家布鲁努斯在他于1548年出版的《外交官论》一书中，专门就外交使节的权利义务作了阐述。1564年，西班牙教会神学家瓦斯奎兹开始设想在一批自由国家中通过“自然法和万民法”（jus naturale et gentium）来规范彼此的相互权利，而不是由帝国的或教会的某个世界性权威来作出规定。1576年，法国法学家让.布丹在《国家论》（六卷）中首次提出“主权”（sovereignty）这一法学概念。他根据当时法国君主－主权－国家三位一体的社会现状，认为主权即“不受法律限制、对公民和臣民的最高权力”。主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永恒的、不能转让的，且不受国家的法律约束，而只受神法（即上帝之法）、自然法及万国法的约束。
西班牙国际法学家阿亚拉（1548年去世）则以历史法学的精神，在他的《战争的权利和职务与军纪》一书中，专门就战争问题做了论述。受其影响，苏哈利兹（1548-1617），西班牙教会神学家，国际法方面自然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人称“国际法祖父”，在其大作《论神学上的三德》(1611年出版)第三编《论爱德》之中的一部分也论及战争方面的国际法。格老秀斯国际法最为明确的理论基础就是由苏哈利兹提供的。在一段不容置疑的论述中（或许正如维多利亚的‘jus intergentes’那样），他谈到了“一切民族和国家应遵守的法律”（‘jus quod omnes populi et gentes variae inter se servare debent’）。它是人类法律而非自然法的一部分；它是经由惯例和习惯建立起来的；它是不成文的。苏哈利兹对这一法律的基础解释如下：“无论对人类可划分出多少不同民族和王国，人类总有某种同一性，这一同一性不仅仅是类的意义上的，而且也是某种政治和道德同一性的意义上的，它是由扩展至与外国人，来自任何国家的外国人彼此的爱与仁慈的自然规定所蕴涵的。无论一个由自己的成员组成的主权国家、共同体和王国自身是一个何其完善的社会，从全人类的视角来观察，它仍然是世界性的共同体的成员之一；因为国家的自给自足不能达到永远不需要彼此帮助、联系和交往的地步……因此，国家需要指引和协调这一类型的交往和联系的某种法律……于是，一种专门的法律就经由各国习惯建立起来了。”
15世纪末—17世纪初这一时期，这么多早期国际法学家中，不得不提的是意大利法学家阿尔贝里科斯.真提利斯（1553—1608）。他是意大利凤毛麟角的新教徒之一，在英国寻求庇护，是牛津大学的皇家民法教授。他学术功底深厚，富有创新能力，其最著名的作品有《外交官论》（1585年出版）、《战争法三论》（1588年出版）和《西班牙辩论》（17世纪初发表）。《外交官论》使得他在德国法学家布鲁努斯之后，成为就使节问题写作专论的最有名的一位大家；而且在起初于无敌舰队年（1588）所作讲座的基础上出版了论述战争法的书《战争法三论》。在其《战争法三论》中，他提出，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是国家，而不是个人，理论思考的任务是为国家之间的互动提供法律规范。尽管真提利斯认为国家之间的争端是不可避免的，争端一旦发生，则既可以通过谈判，也可以通过暴力来解决。但他仍然指出，国家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利益的冲突，也不完全取决于利益，国家在相互交往时还会遵从一定的基本法则和共同创造的社会规范与行为机制。《战争法三论》这本著作对和平条约作了重要论述，并举例说即便和平条约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缔结的，也具有约束力的原则，以及所谓的“情势变迁”（‘rebus sic stantibus’）条款的观念。这本书的标题就表明它阐释的是交战国家之间的规范性秩序；但是，只是到了16世纪末期，即这一著作稍后不久，国家作为法律秩序主体的观念才得以论述。在巴托鲁斯等人的基础上，真提利斯明确地提出了沿岸海域是沿海国领土的延续的观点。在《西班牙辩论》中，他提出沿岸水是其所冲洗的海岸所属国家的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国家领土所拥有的领土主权全部都及于在它的海岸毗连的海；他还将毗连的海称为“领水”。领水就是现代国际海洋法概念“领海”的最初表述。真提利斯最早使用了该词语。
以上这些法学家拓宽了国际法的领域，更加细致而系统地展开了对海上航行事务的法律研究。他们的研究为格老秀斯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格老秀斯的法学三步曲
格老秀斯早年，对于法学和律师业务并不很感兴趣，主要致力于哲学、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才开始与国际法结上不解之缘，并从此长期献身于国际法和海洋法的著述与研究。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格老秀斯的法学三步曲是怎么产生的！
17世纪时期，欧洲进入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重要特点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商业资本，各国的商业资本一方面来源于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靠对外进行殖民掠夺。当时的荷兰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船队，有“海上马车夫”之称，荷兰商人远涉重洋，除了和欧洲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外，还在世界各大洲进行殖民贸易。与此同时，欧洲其它国家也在推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积极加强对外扩张。由于海外斗争的激化，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频繁复杂，西班牙、葡萄牙等海洋强国为了掠夺殖民地人民，据海洋为己有，各霸一方。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海峡后，控制了通往东南亚的要道，垄断对东方的贸易，并经常以武力袭击荷兰船只。160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马六甲海峡捕获一艘葡萄牙船只，将此船连同船上的珍贵货物一起当作捕获物拍卖，并将所得金钱在公司股东间均分。许多虔诚的基督教股东们对此提出反对，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基督教的非战原则，也缺乏法律依据。于是公司当局就要求当时在公司担任律师的格老秀斯，从法律上确定这次行动的性质，为公司的行动辩护。格氏认为葡萄牙人以他们曾最早横渡印度洋为理由，而声称对印度洋的权利，企图垄断对印度及亚洲的贸易，是不正当的，所以对它进行战争并没收其捕获物，是完全正当的。他的著作《捕获法》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于1604—1605年间写成的。不过，这本著作在当时并未出版，直到1864年该书被人发现，于1868年出版。西方研究者发现，《捕获法》已为《战争与和平法》提供了总的构思和完整的撰写计划和内容排列等
在反对葡萄牙人禁止其他国家在东部海域进行商业贸易的狂妄自大的要求的同时，格老秀斯也反对西班牙对东印度贸易的垄断以及英国享有公海最高权力的主张。1609年，格老秀斯在《捕获法》的基础上发表了《海洋自由论》。在《海洋自由论》这本不到80页（第一版）的小册子中，格老秀斯以自然法的原理为依据，并根据印度洋自由通航的传统和各国间贸易发展的长期实践，论证了海洋自由原则以及荷兰与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合法权利。根据亚洲航海和贸易的先例，格老秀斯指出，通商和航海是全人类的自由，“海洋是人类共有的，因为它无边无际，任何人都无法占为己有；还因为无论从航海方面还是从渔业方面看，它都适合于人类共同使用”。他坚决反对西班牙宣称的对印度贸易独占的主张以及英国享有公海最高权力的主张，强调和坚持公海自由、海洋不得为任何国家所有的理论。他认为，私有财产因占有而产生，但不能为人占有之物也就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海洋是流动的，人类无法在其上居住，因此不可成为所有权的对象；海洋的收益也不同于陆地，它是一种被动的取决于鱼类的自然繁殖，因此不可能设置国家主权。格老秀斯虽然是以东印度公司法律顾问的身份，为公司和荷兰的利益而辩护，但这丝毫没有降低他的著作的重要意义。他从理论上首次论证的“海洋自由”的原则，现在看来，可以说是已被国际法公认的公海自由原则的理论渊源。同时，海洋自由战胜海洋封闭，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对海外市场的普遍利益要求，有利于各国间正常的航海贸易关系，因而逐渐得到各国的赞同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这一历史趋势的必然要求。
《海洋自由论》发表以后，遭到荷兰以外国家学者的围攻。1613年，威尔伍德发表文章回应格老秀斯：“一个国家的居民有在他们的沿岸进行捕鱼的原始的排他的权利。这一部分海洋必须属于沿海国家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捕鱼，这些鱼类会有灭绝之虞”，从一个方面论证沿海国对沿岸水域享有主权和所有权的思想，促成“领水”概念的产生。1618年，英国的赛尔登写成《闭海论》，为英国君主占有英伦三岛周围海域的行为辩护。1635年英王查尔斯一世下令刊印此书，甚至通过英国驻荷兰大使，要求荷兰惩罚格老秀斯。赛尔登公开反对格老秀斯的论点，提出英国有权占有其周围的海洋。但他同时承认一个原则：一个国家不能禁止别国人民在它的海中航行而不致有失对人类的义务。赛尔登力图使英国对海洋的特殊要求与航行自由的普遍要求相协调。格、赛之间的这种海洋自由与占有的争论随着以后海洋被划分为领海和公海而终结，海洋自由原则得以确立。
17世纪上半叶，欧洲宗教改革后，形势动荡不安。各国虽然相继脱离了教皇的控制，争得了完全的独立，但由于缺乏调整国际关系的统一准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非常混乱。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航海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各国间争夺殖民地的冲突日益增多；再加上新旧教派间的斗争和不同国家集团间矛盾的激化，终于在1618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全欧洲战争，即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频繁的战乱不仅使劳动人民颠沛流离，资产阶级也深以为苦，这样，制定国家间共同遵守的国际法规范就提上了日程。生逢乱世的格老秀斯，亲眼目睹了当时交战双方的悲惨情事，深感建立和平与法律秩序的重要，他希望通过自己所掌握的法理学、哲学和神学的渊博知识，能够说服当权者，以恢复法制与和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格老秀斯顺应时代的要求撰写了《战争与和平法》。
下面，我们重点介绍《战争与和平法》中的法学思想。

（四）《战争与和平法》中的法学思想
格老秀斯的法学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中。《战争与和平法》共分3卷，有5个部分。绪论着重论述了权利的起源与法律问题；第一卷着重论述战争的起源、性质和分类，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与义务诸问题；第二卷主要说明何者是公物，何者为私产，何谓对人的权利，何谓所有权的义务以及有关公私誓言、损失赔偿、使节尊严等；第三卷主要论述战争中的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外国人的合法和违法行为及其处理规则等。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是结束语，主要论述了和平的种类以及战争条约等。格劳秀斯的法学思想可归纳如下：
1．法学的哲学基础
格劳秀斯的国际法思想是以自然法理论作为基础的，而自然法在他看来则源自人的理性，这表明了了他对人性的看法是持乐观态度的。格劳秀斯认为，人与动物是有根本区别的，这种区别表现在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类的特性需要社会交往，并且需要过和平而理性的生活，所以“一切动物生来只求自己的利益”这句话是适用于人类的。他写道：“自然法是正确的理性准则，它指明任何与我们理性和社会本性相合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公正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 人们“都是为着社会而生存的。这社会的每部分，若不为互相容忍与善意包围，则社会是不能存在的。”“自然法之母就是人性，社会交往的感情就产生于此，并非由于其他的缘故。”

格劳秀斯假定在国家产生之前曾经存在过某种“自然状态”，当时人们的生活是自由、平等的，但是，这种生活却缺少安全的保障。于是在人的理性的启示下，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组成国家。而组成国家的目的“就是通过整个社团的帮助和利用联合的力量来保卫每个成员，使他平安地享受他自己应得的那一份。”“仅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剥夺他人之所有，便和自然法相冲突。”从“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的假定出发，格劳秀斯提出了他的自然法理论。他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法，一是自然法，一是意志法。意志法起源于人的意志或上帝的命令，可划分为“神命法”和“人类法”。神命法是上帝在创造人类以后、洪水以后和耶稣之后给予人类的；人类法包括家庭法、国内法和国际法，是一种实在法。而自然法是导源于人的理性的，是神圣的，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基础，神命法也不例外。上帝也不能改变自然法，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也是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因为事物的本质，其本性和存在，是只依靠自身，而不依靠任何物的。……所以神自身也要忍受他的行动受这一规则所判断。” 格劳秀斯还把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应当赔偿自己过错引起的损失、应当履行自己的诺言，遵守契约、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及其所产生的收益归还他人、违法犯罪要接受惩罚等规定为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严格地遵守。
2.国家主权论。格劳秀斯认为，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国家是“一群自由人为着享受公共的权利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善的团体。” 而国家的主要特征就是拥有主权。那么什么是主权呢？他写道：“所谓主权，就是说它的行为不受另一种权力的限制，所以它的行为不是其他任何人类意志可以任意视为无效的。”与布丹相比，格劳秀斯较早地划分了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他认为，主权属于国家者，称之为对外主权；主权属于一个人或者多数人者，则称之为对内主权。他说：“比方视力，就广义言，属于身体，就侠义言，属于眼睛。主权的所有人亦有广狭之分，从广义看，主权属于社会全体，亦即属于国家；从狭义看，则要看各国的法律和习惯，主权或者属于一个人，或者属于多数人。”但是，格劳秀斯是主张国家主权属于一个人的。他认为，当人们订立契约成立国家之时，就把权力交给了君主，并对君主负有服从的义务。格劳秀斯反对人民主权的思想，主张君主主权。他说：“有些人认为，最高权力永无例外地属于人民，所以只要君主滥用用权力，人民便可以限制他，惩罚他。我们都不能不反对这种意见。这种意见过去已经招致了什么祸患，如果人民一旦全部保持这种见解的话，将来还会继续发生什么祸患，每个明智的人都是看得出来的。”只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格劳秀斯才承认人民对君主的反抗权。他说，君主“违反了法律和国家利益，人民不但可以用武力反抗他们，而且在必要时还可以处他们的死刑。”“如果君主把他的王国让给他国，或使他的国家变成另一个国家的附庸国，他就丧失了他的王权。” 显然，这表明了格劳秀斯思想上的保守性。
3.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是西方近代国际法之父，他在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法理论。关于法律的分类，格劳秀斯基本沿袭了罗马法学家的做法，把自然法与万民法分开。他认为自然法基于人的自然理性，而万民法是契约或协议的产物。格劳秀斯认为万民法乃国际法的前身，他曾经把国际习惯法这个法律部门叫做万民法。国际法以自然法为基础，但与自然法有区别。格劳秀斯认为：“一国之法律，意在谋一国之利益，故国际之间，亦必有其法律；其所谋者，非任何国家之利益，乃各国共同之利益也。是法也。吾名之曰国际法，以示别于自然法。”在《战争与和平法》导言中，他还论证了国际法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说：“人有恒言，战争中无法律，斯言最不足信，战争之作，正所以维持法律，故战争之事，亦宜以合于法律及诚意为限。”“纵使退一步言，战争之际，法律失其效力，非所语于万古不变之大经大法也。善哉迪欧朴内森席斯言，仇敌之间，无成文法—即国法—但有不成文法。所谓不成文法者，或为自然之所赋予，或为国际之所公认。”因此，格劳秀斯强调：“国际之间，必有一共同之法律，此法律在战争中，或与战事有关各事，均可发生效力。本书之作，实具有重大原因，窃见崇奉基督教之国家，以战争为儿戏，眦睚小怨，顿起干戈，虽使野蛮人闻之，亦将为之汗颜。且战事既作，一切宗教法律，胥皆弃若蔽履，一若生人受命，即专以屠杀为事者。”根据国际法，格劳秀斯还区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他认为，只有出于自卫、恢复自己的财产和惩罚的战争才是正义战争，其中自卫战争是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自然权利，是不能剥夺的。但是，格劳秀斯作为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和平主义者，主张国家之间的分歧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如果不幸而爆发战争，则应当遵循国际法的规定，如不能不宣而战，要坚持人道主义原则，保护非战斗人员；坚持公海航行自由的原则；要保护交战国双方外交代表的安全等等。
4.使节权利论。格劳秀斯在其著作中用整整一章（第18章）叙述了使节的权利。他系统地记述了从过去到17世纪初使节法领域中形成的那些惯例。格老秀斯指出，使节有两项基本权利即：（1）受他所出使的国家接纳的权利；（2）使节人身、其随员和财产不受侵犯。使节的这两项权利，虽与自然法的一些不可更改的原则有关，但主要取决于各个国家的意志或者说是习惯。例如，使节受接纳的权利，决不是说他所出使的国家必须接纳他，但拒绝接纳一个使节要有充分的理由。如使节系由业已侵入该国之敌方派出者，或者使节带着唆使他国臣民暴动的目的，就有充分理由剥夺其被接纳的权利。同样，使节之不可侵犯权也是如此。使节不可侵犯之程度大小，取决于该使节驻在国之习惯。与使节人身不可侵犯相关的，还有使节的治外法权。格老秀斯写到：“既然根据国际法，使节代表其君主，他就仿佛处于他行使其职权所在国家的领土之外。从而应该认为，他没有义务遵守他所出使国家的法律。如果他犯了罪，那就应该对此视而不闻，或者遣送该使节出境；如果其罪行给他出使的国家带来重大的损失，则应要求其国君予以惩治或与或者将他引渡。使节的随员和使节的财产也享有这样的不可侵犯权。至于使馆中的庇护权，则只有得到使节驻在国君主许可时方能成立。”
5、海洋有限自由思想。基于《海洋自由论》发表以后遭到众多学者的批评，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对自己先前的海洋自由原则修正。虽然他还认为海洋不得为任何国家占有，也不应为任何国家控制，而应为各国自由利用。但他同时也承认可以从岸上控制的那部分海面属于沿岸国所有。他提出：“对于海面上的一部分统治权的取得似乎也和对其他东西一样，可以属于一个人的，也可以属于一块土地的；如果一个人有一支舰队，能够控制住这一部分海面，那么这一部分海面就属于一个人的；如果在这一部分海面航行的人能被在岸上的人所强迫，就像他们在海岸上一样，那么这一部分海面就是属于一块土地的。”后人将格老秀斯所说的海洋自由理论引申为公海（open seas）制度，而将其修正后的海洋有限自由思想引申为领海制度。
6、刑罚思想。格老秀斯明确地指出:刑罚产生于一种人与兽共有的本性,即复仇的欲望。因此他给刑罚下了一个定义:刑罚是“要求惩罚邪恶行为的邪恶欲望”。格老秀斯是第一个试图论证和区别“报应”与“复仇”的近代欧洲学者。在《战争与和平法》第二卷第20章中，格老秀斯系统提出了自己关于刑罚本质的思想。在他看来，公正是实体法的精髓，而对犯罪的报应是与公正相一致的；对于人类事务来说，公正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可以从人的本质及其内在的社会本能中推知；刑罚不是别的什么，正是从犯罪的本质中产生的结果，因为没有犯罪就没有刑罚。在中世纪的古代，报复既是义务（duty）又是权利（right），而格老秀斯则把报应看作是（国家）特权（Privilege），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复仇。正如他所主张的每一种权利一样，这种特权只有在追求一种合理目的时才能行使。因此，格老秀斯认为，只要能证明有合理目的——即在将来防止类似于已经发生的侵害，报复是不能不要的。
格劳秀斯的法学思想，尤其是其国际法学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对人性的看法，关于战争的学说，关于“公海自由”的主张以及关于战争中要贯彻人道主义原则等思想，都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因此后人不仅把他被视为国际法之父，而且还把他视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学派的先驱。

（五）格老秀斯在写作方面的贡献和存在的不足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

教育部令第2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已于2004年3月1日经部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教育部部长　周济

二○○四年六月二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下简称《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设立、活动及管理中的具体规范，以及依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和自学考试助学、文化补习、学前教育等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审批与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指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以不设立教育机构的方式，在学科、专业、课程等方面，合作开展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教学活动。

　　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举办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具体审批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条　国家鼓励中国教育机构与学术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得到普遍认可的外国教育机构合作办学；鼓励在国内新兴和急需的学科专业领域开展合作办学。

　　国家鼓励在中国西部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第四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享受国家给予民办学校的扶持与奖励措施。

　　教育行政部门对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给予奖励和表彰。


第二章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设立

　　第五条　中外合作办学者应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应当包括拟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名称、住所，中外合作办学者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合作内容和期限，各方投入数额、方式及资金缴纳期限，权利、义务，争议解决办法等内容。

　　合作协议应当有中文文本；有外文文本的，应当与中文文本的内容一致。

　　第六条　申请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中外合作办学者应当具有相应的办学资格和较高的办学质量。

　　已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中外合作办学者申请设立新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其已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通过原审批机关组织或者其委托的社会中介组织进行的评估。

　　第七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不得举办其他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第八条　经评估，确系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者一方可以与其他社会组织或者个人签订协议，引入办学资金。该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可以作为与其签订协议的中外合作办学者一方的代表，参加拟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但不得担任理事长、董事长或者主任，不得参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教育教学活动。

　　第九条　中外合作办学者投入的办学资金，应当与拟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层次和规模相适应，并经依法验资。

　　中外合作办学者应当按照合作协议如期、足额投入办学资金。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存续期间，中外合作办学者不得抽逃办学资金，不得挪用办学经费。

　　第十条　中外合作办学者作为办学投入的知识产权，其作价由中外合作办学者双方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确定或者聘请双方同意的社会中介组织依法进行评估，并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中国教育机构以国有资产作为办学投入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的社会中介组织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国有资产的数额，并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的管理义务。

　　第十一条　中外合作办学者以知识产权作为办学投入的，应当提交该知识产权的有关资料，包括知识产权证书复印件、有效状况、实用价值、作价的计算根据、双方签订的作价协议等有关文件。

　　第十二条　根据与外国政府部门签订的协议或者应中国教育机构的请求，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邀请外国教育机构与中国教育机构合作办学。

　　被邀请的外国教育机构应当是国际上或者所在国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或者职业教育机构。

　　第十三条　申请设立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由拟设立机构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意见后，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申请举办颁发外国教育机构的学历、学位证书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审批权限，参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十二条和前款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申请筹备设立或者直接申请正式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由中国教育机构提交《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的文件。其中，申办报告或者正式设立申请书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和第十七条第(一)项，制定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申请表》所规定的内容和格式填写。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批机关不予批准筹备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并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一)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历史文化传统和教育的公益性质，不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的；

　　(二)中外合作办学者有一方不符合条件的；

　　(三)合作协议不符合法定要求，经指出仍不改正的；

　　(四)申请文件有虚假内容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批准情形的。

　　第十六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章程应当规定以下事项：

　　(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名称、住所；

　　(二)办学宗旨、规模、层次、类别等；

　　(三)资产数额、来源、性质以及财务制度；

　　(四)中外合作办学者是否要求取得合理回报；

　　(五)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权限、任期、议事规则等；

　　(六)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和罢免程序；

　　(七)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形式；

　　(八)机构终止事由、程序和清算办法；

　　(九)章程修改程序；

　　(十)其他需要由章程规定的事项。

　　第十七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只能使用一个名称，其外文译名应当与中文名称相符。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名称应当反映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性质、层次和类型，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不得违反中国法律、行政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名称前应当冠以中国高等学校的名称。

　　第十八条　完成筹备，申请正式设立或者直接申请正式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除提交《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外，还应当依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有关条款的规定，提交以下材料：

　　(一)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及相关证明文件；

　　(二)聘任的外籍教师和外籍管理人员的相关资格证明文件。

　　第十九条　申请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于每年3月或者9月提出申请，审批机关应当组织专家评议。

　　专家评议的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期限内，但审批机关应当将专家评议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条　完成筹备，申请正式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批机关应当不予批准，并书面说明理由：

　　(一)不具备相应办学条件、未达到相应设置标准的；

　　(二)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人员及其构成不符合法定要求，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教师、财会人员不具备法定资格，经告知仍不改正的；

　　(三)章程不符合《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本办法规定要求，经告知仍不修改的；

　　(四)在筹备设立期内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申请直接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除前款规定的第(一)、(二)、(三)项外，有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审批机关不予批准。
　　

第三章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组织与活动

　　第二十一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热爱教育事业，品行良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担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第二十二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聘任专职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第二十三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内部的组织机构设置方案由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提出，报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四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教师接受相应的业务培训提供条件。

　　第二十五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二十六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可以依法自主确定招生范围、标准和方式；但实施中国学历教育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符合中国学位授予条件的，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二十八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资产，但不得改变按照公益事业获得的土地及校舍的用途。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

　　第二十九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中外合作办学者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从年度净资产增加额中，中外合作办学者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从年度净收益中，按不低于年度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25%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建设、维护和教学设备的添置、更新等。

　　第三十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中外合作办学者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外合作办学者不得取得回报：

　　(一)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骗取钱财的；

　　(二)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情节严重的；

　　(三)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学位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的；

　　(四)骗取办学许可证或者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五)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的；

　　(六)违反国家税收征管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受到税务机关处罚的；

　　(七)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

　　(八)教育教学质量低下，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中外合作办学者抽逃办学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不得取得回报。
　　

第四章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审批与活动

　　第三十三条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办学层次和类别，应当与中国教育机构和外国教育机构的办学层次和类别相符合，并一般应当在中国教育机构中已有或者相近专业、课程举办。合作举办新的专业或者课程的，中国教育机构应当基本具备举办该专业或者课程的师资、设备、设施等条件。

　　第三十四条　中国教育机构可以采取与相应层次和类别的外国教育机构共同制定教育教学计划，颁发中国学历、学位证书或者外国学历、学位证书，在中国境外实施部分教育教学活动的方式，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第三十五条　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国教育机构和外国教育机构应当参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签订合作协议。

　　第三十六条　申请举办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由拟举办项目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意见后，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申请举办实施高等专科教育、非学历高等教育和高级中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文化补习、学前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报拟举办项目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并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申请举办颁发外国教育机构的学历、学位证书以及引进外国教育机构的名称、标志或者教育服务商标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审批，参照前款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申请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应当由中国教育机构提交下列文件：

　　(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申请表》；

　　(二)合作协议；

　　(三)中外合作办学者法人资格证明；

　　(四)验资证明(有资产、资金投入的)；

　　(五)捐赠资产协议及相关证明(有捐赠的)；

　　外国教育机构已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还应当提交原审批机关或者其委托的社会中介组织的评估报告。

　　第三十八条　申请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应当于每年3月或者9月提出申请，审批机关应当组织专家评议。

　　专家评议的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期限内，但审批机关应当将专家评议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三十九条　申请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审批机关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时限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批准的，颁发统一格式、统一编号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书；不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书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式样并统一编号；编号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参照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的编号办法确定。

　　第四十条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中国教育机构教育教学活动的组成部分，应当接受中国教育机构的管理。实施中国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国教育机构应当对外国教育机构提供的课程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

　　第四十一条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可以依法自主确定招生范围、标准和方式；但实施中国学历教育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四十二条　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中国教育机构应当依法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财务进行管理，并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统一办理收支业务。

　　第四十三条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收费项目和标准的确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并在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中载明。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办学结余，应当继续用于项目的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四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中国教育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合法渠道引进教材。引进的教材应当具有先进性，内容不得与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中国教育机构应当对开设课程和引进教材的内容进行审核，并将课程和教材清单及说明及时报审批机关备案。

　　第四十五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中国教育机构应当依法建立学籍管理制度，并报审批机关备案。

　　第四十六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地位平等的原则，由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中国教育机构与教师和管理人员签订聘任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四十七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招生简章和招生广告的样本应当及时报审批机关备案。

　　第四十八条　举办颁发外国教育机构的学历、学位证书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中方合作办学者应当是实施相应层次和类别学历教育的中国教育机构。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颁发外国教育机构的学历、学位证书的，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应当不低于该外国教育机构在其所属国的标准和要求。

　　第四十九条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颁发的外国教育机构的学历、学位证书，应当与该外国教育机构在其所属国颁发的学历、学位证书相同，并在该国获得承认。

　　第五十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应当通过网络、报刊等渠道，将该机构或者项目的办学层次和类别、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招生规模、收费项目和标准等情况，每年向社会公布。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于每年4月1日前公布经社会审计机构对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结果。

　　第五十一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应当按学年或者学期收费，不得跨学年或者学期预收。

　　第五十二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中国教育机构应当于每年3月底前向审批机关提交办学报告，内容应当包括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招收学生、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质量、财务状况等基本情况。

　　第五十三条　审批机关应当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实施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办学质量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五十四条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审批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他人财物或者获取其他利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对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者颁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书，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以查处，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超越职权审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其批准文件无效，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责令退还向学生收取的费用；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审批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视情节轻重，处以警告或者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骗取钱财的；

　　(二)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的；

　　(三)管理混乱，教育教学质量低下的；

　　(四)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财务管理的；

　　(五)对办学结余进行分配的。

　　第五十八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颁发学历、学位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九条　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中国培训机构与外国经营性的教育培训公司合作举办教育培训的活动，不适用本办法。

　　第六十条　中国教育机构没有实质性引进外国教育资源，仅以互认学分的方式与外国教育机构开展学生交流的活动，不适用本办法。

　　第六十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教育机构与内地教育机构举办合作办学项目的，参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十二条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前已经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应当参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时限和程序，补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书。逾期未达到《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审批机关不予换发项目批准书。

　　第六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1995年1月26日发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同时废止。